关于中国画的抒情与严肃主题

江宏山水画

陈翔小品画

    中国画的抒情性和严肃主题之间的关系和不同处何在?前不久，书画评论家、画家江宏与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陈翔、复旦大学出版社陈麦青、上师大教授邵琦等就此进行了座谈，其中一些观点对当下的中国画界颇值思考。

　　江宏：我们今天要谈论的第一个问题——绘画的情趣和严肃主题，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和不同的地方，以及真正的画到底是抒情，还是表达意思、表达主旨。一个画家，不管你是处于病痛，还是处于逆境，画始终应该是精神健朗向上的。所以这种抒情的意思，非但在中国画，其实中国的艺术大抵是抒情的，比如中国历朝历代的诗都是因为抒情而产生的，诗意其实也就是抒情的代名词。那些史诗般的东西，也是诗人用感情所抒发的对社会对时代的一种看法。又如杜甫的那种称为“人民性”的作品，也是站在个人的情感上面用抒情来写实。

　　陈翔：把抒情和严肃作为一个话题来研讨，我觉得牵扯到的不仅仅是画画本身，还是一种画画态度，其实也是中国画从传统到现在脉络的一个冷静的思路。中国画的功能从传统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整个社会环境在变，大家对它的要求在变，看画的标准也在变。那么今天从事中国画创作的人应该怎么来看?随大流也可以，主流也可以，边缘也可以，但是就创作来说，自己要把握好度。不是说笔墨一定要当随时代，也不是说一定要乖张或者怎么样。可以这么认为，画如其人。你不要管它是不是主流，只要是适合自己的，就是好的。那种状态下自然而然流露出的东西可能更能代表一种带有个人特色而别人很难替代的东西，我觉得正好是我的东西。

　　因为我在画院工作，难免要画一些主流的，但是不一定就要把这个作为唯一的途径，也没有必要，因为画本身即使是从传统绘画来讲，也是各式各样的。我们今天谈论中国画的概念，其实从传统来看能够套到“中国画”概念中去的东西五花八门，很多很多。对我来讲，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者，自己要有一个基本态度。但是对于其他画作，肯定又是多元的，多样化的，因为你没有必要把自己喜欢的东西说成是这个世上最好的。而且即使是从技法上来讲，有时候你觉得那种画很好，但是能力达不到，也没办法。

　　有时候正好有一种方式跟你的情趣所在相契合，所以一画就画出来了。我经常过一段时间后把自己的旧作品拿出来看一看，看看在艺术道路上走过来的历程，看看每过一个阶段不一样的境况。在整个发展脉络当中有很多东西是在不断地变化，但肯定也有某种东西是不会变的，不论画风格还是题材，它都是贯穿其中的。这个东西你如果找到了，就沿着这条路走，其他都无所谓。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适合画什么你就画什么，随心境来。

　　江宏：中国画确实有很多融合的内容，有许多文人画所看不到达不到的东西，但是有一点，没有一样不走文化发展的东西能够长久下去。民间画变成宫廷画，是因为技巧问题，因为技法的成熟。宫廷画变成文人画，是文化把它改变了。所以这三个状态要弄清，原始绘画、宫廷绘画和文人绘画，三者之间其实都在往文人方面靠拢，这是中国画发展的过程。所以随便什么东西都要由文化去改造，然后它的品位就提升了。比如，“陈翔小品画展”的小品，他用他的抒情性来激发自己对抒情性的感觉。不是因为他的画小，但也正是因为他的画小，才能够容纳进很深很厚很大的闲情。

　　陈麦青：画面再大，总不如世界大;世界再丰富，总不如人的内心丰富。所以画的大小无所谓，有品就是好画。套用一句古话：画不在大小，有品则灵。

　　我以为，传统基本上是三方面，一个是法，一个是理，一个是道。画画的人，有学养和没有学养是大不一样的。画里有没有学养也不是自己说的，而是别人感受的，别人肯说你的画有学养，那么才是真的有学养。

　　邵琦：闲情逸致，首先要闲，致是志向以外，跑开来的东西。中国的文人和文化有一个特点，和西方可能有点不一样，中国的文人大部分都有一个政治生活，或者说政治职责。所以他要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有一种使命感、责任感，并且可以通过官场生活去表达这样一个意思。人的生命需要有一种东西去支撑他，尤其是到了去遵循这样一种东西的根本功能和价值的时候，当我们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时候，就需要这样一种东西。那么我觉得现在的绘画一方面参照了西方的标准，宏大叙事，使命感、责任感、批判社会，这些东西为什么会成为绘画的评价标准?当然，我们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的民族遭到西方列强入侵，我们需要救亡图存。但这个是权宜之说，而不是中国画一贯有的。那么今天我们已经过了这个时代，为什么还要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其实在很多人脑海里，这是一个因素，很难排斥的一个因素。

　　中国艺术长期所有的这种抒情性、私人性，它不愿意承担一种公众责任，只是承担一种个人的东西，承担个人对生命的一种意境。我们看全世界的原始部落社会基本上都有一种图腾的崇拜和信仰，除了这个以外，很多国家都需要一种信仰，唯独中国人没有这样一种其他民族所有的信仰。

　　中国的宗教其实是一种宣传教育，对于文化修养差一点的，低一点的人来说，那么他需要一个信仰。因为他没有更大的文化修养支撑，撑不起生命的重量，就需要借助信仰，但是像文人士大夫就没有这种信仰。所以西方的绘画也好，开始都是宣扬宗教。而文艺复兴一开始“从神的怀抱里走出来”，它的画可以不宣扬宗教，那么就要为这些画找一个生存的理由，它开始关注人。但是到了后期特别是现代主义以后，它立马不是关注，他觉得我们从神的怀抱里走出来了，就应该做社会的主人，关注社会。所以当代艺术自现代以来全部是关注社会，它批判社会，作宏大叙事，起一个史诗性的、纪念碑式的，对社会有直接批判的作用，这是它作为艺术存在的价值。

　　江宏：没有绘画技巧，再好的题材，再好的修养，再好的心境，画到哪里去了?都浪费掉了。

　　当你真正看到画上个性的表露，可能会激动，会有想法。所以越是修养好，越是性情高，倘若没有相应的很强烈的个性，你画面上自己的东西也不会很出色。所以个性很重要，它付诸你的绘画技巧中，付诸你的绘画修养、学养之上的。而陈翔不温不火的性格画出来的这种不温不火的画，还有这种不温不火的构图，正是符合他的个性。

　　邵琦：个性其实每个人都有，说没有个性，那是因为他还不够自信。个性的东西怎样变成你画里的东西呈现出来，靠的是自信，也在于你能不能把它保留下来。有些人不够自信，今天画的东西，明天就改掉，画到最后再画什么也不知道。20世纪中国文化最缺少的就是自信。

　　邵仄炯：现在的中国画对线不太重视，其实跟大是有关系的，越大的画可能越是忽视线条的表达，它只有面能解决问题，越来越弱化毛笔的功能，中国画它是有一定的观赏距离和欣赏方式的。

　　陈翔：我的体会就是，这个背后是一个中国画的标准问题。现在的中国画是不是一定要讲究线条?是不是一定要使用宣纸?是不是一定需要墨汁?这就是一个标准问题。这个标准跟什么有关系?我一直认为传统中国画、传统中国文化的载体实际上在画里面蕴含了很多画的原理，但现在的中国画已经跟传统文化没有太大关系了，或者说最多只是藕断丝连。现在的中国画只是从绘画分类的角度来区别它和西方绘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画，材料工具都不成问题，它是可以变的。比如说线条，传统绘画里面有很多具体的要求，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都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说起来也有很多，但总的来说还是画如其人。很多要求粗看是基本的要求，实际上是做人的要求，它是传统画、传统自我修养里面的一些基本原则，再把它贯彻到笔墨上去，比如说不能妄生圭角。再说董其昌为什么要推崇“南宗”?北宗多好看，形态又美。但是董其昌强调的是什么?

　　江宏：其实他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北宗好看?北宗不是文人画。中国画的审美讲究一个“圆”字。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以圆为中心的。用笔也是，要圆浑。徐悲鸿宁方不圆，那么他跟中国画走远了。其实中国画没想过要方，就是圆。“北宗”的画皴法简单，浑厚不起来，在绢上烘染不起来，在纸上烘染那可以弄得很浑厚。圆和浑，圆和厚，圆和融，得到了圆，也就得到中国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