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收藏家项元汴研究述评

　　传统艺术史研究的重心是风格研究，随着西方艺术社会史研究和艺术赞助研究的兴起，它们在客观上推动了对中国书画鉴藏史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新把目光投向了明清的收藏家们，项元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引起了普遍的重视。

　　封治国

　　一

　　项元汴（1525-1590），字子京，号墨林山人，是我国书画史上最大的私人鉴藏家。自明代中晚期以来，以他为中心的“嘉兴项氏”便成为特定的专有名词， 频频出现在诸家著录之中。彭元瑞《知圣道斋读书跋》论及张丑《清河书画舫》时，批评他“所藏有限，特向项子京家稗贩耳。” 其实何止张丑，因项氏而成就自己宝藏者实不可胜数。以安岐《墨缘汇观》为例，其著录书画出自原项元汴庋藏的便有一百三十八件之多 ，而我们今日的中国书画史，又有多少内容是建立在项氏的藏品基础之上？

　　但历史似乎并没有给予他很好的评价。明清笔记中的项元汴，除了拥 有惊人的财富，便常常是一副吝啬而尖刻的嘴脸，又由于文彭兄弟为他担任过书画鉴定的顾问，他本人的鉴赏能力也因此被广泛质疑。他遗憾地未给后世留下一部著 作，却留下饱受“丽人黥面”之讥的鉴藏印，随见于书画史中的煊赫巨迹，那几乎是人们对他最鲜明的记忆了。而更关键的因素还在于文献记录的缺失令钩稽史料的 工作进展艰难，他的面孔故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愈发模糊，只留下一个概念化的粗陋身影。在以文人为舞台中心的艺术史写作框架下，的确鲜有学者会为一个商人 而劳费心神。

　　传统艺术史研究的重心是风格研究，随着西方艺术社会史研究和艺术赞助研究的兴起，它们在客观上推动了对中国书画鉴藏史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新把目光投向了明清的收藏家们，项元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引起了普遍的重视。

　　海 外及台湾学者较早对项元汴展开了艰辛的研究。那志良《项子京及其印章》、黄君寔《项元汴与苏州画家》（Hsiang Yuan-pien and Suchou Artists ） 和翁同文《项元汴千文编号书画目考》，是早期项氏研究领域的精彩力作。上世纪80年代初，韩国学者郑银淑在那志良、李霖灿先生的指导下，完成《项元汴之书 画收藏与艺术》的硕士学位论文，1984年由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刊行成书，成为项元汴研究的首部专著。该书对项元汴的家世、生平、收藏以及书画创作，都进行 了系统的论述。尤值得称道的是，郑银淑率先利用著录等典籍，尝试对项元汴旧藏书画作出统计与估算，成为我们今天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堪称筚路蓝缕之作。

　　限 于当时的客观条件，《项元汴之书画收藏与艺术》一书在写作时，尚有诸多重要史料无法得见。例如，作者使用了李日华的《六砚斋笔记》一书，但更为重要的《味 水轩日记》以及《恬致堂集》，郑银淑在那个时期的台湾，或许还无法获得，甚至很可能并不知道。因此，作者也大大低估了李氏与项氏之间的关系，她推测说： “因为李日华出身于农家，得了进士以后才能够与项元汴交往。项元汴卒时，李日华年仅二十六岁，尚未中进士，所以他与项元汴的交往不多。” 由于李日华著作在项氏研究中有着特殊的意义，郑氏因条件或见闻所限，错过了这些关键材料，故而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该书的深入程度。不过，我们不能以今天 的条件苛求一位海外学者，直到今天，郑银淑的著作仍是项元汴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籍。

　　大陆方面的研究则集中于对项元汴家系的考证。其中，徐 邦达先生的《嘉兴项氏书画鉴藏家谱系略》 、陈祖范先生的《项墨林家系书画收藏考》 两篇颇具代表性。1998年，陈麦青先生以日本所见稀有明人文集，撰写了《关于项元汴之家世及其他》 ，首次披露了项元汴家族的珍贵原始资料，是同类研究中最具影响的文字，也是近二十年来项元汴研究最重要的基础性成果之一。以上学者的努力，已基本明确了项 元汴家族的基本面貌，对明清以来各类相关文献的梳理，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2007年，笔者在综合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发表《项元汴家系再考》 一文，对项氏家系的若干问题再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次年，笔者发表《项元汴嘉兴活动散考——兼论项氏与吴门画派的关系》，集中讨论了项氏研究中的一些细 节。

　　2006年及2010年，首都师范大学叶梅及中央美术学院吴仝，分别在欧阳中石先生与金维诺先生的指导下，先后完成《晚明嘉兴项氏 法书鉴藏研究》和《项元汴之鉴藏印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她们在各自的突破口上，以艰苦的毅力和求实的精神，把项元汴研究引入了纵深方向，令人钦佩。

　　几乎与叶梅同时，远在南方的中国美术学院，万木春以《味水轩里的闲居者——万历末年嘉兴的书画世界》获得博士学位。2008年，该书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 版。在第四章，他透过项元汴的同乡晚辈、晚明重要批评家——李日华的视角，以一定的篇幅对项元汴家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深刻揭示了文氏趣味在嘉兴由项 氏世家展开的传播途径，显示了作者独到的艺术见解与写作方法论的自觉。尽管作者称本章并非对项元汴的全面研究，但它无疑是关于项元汴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

　　有 关项元汴研究的最新成果几乎都出现在2012年与2013年，它们分别是沈红梅的《项元汴书画典籍收藏研究》（2012年3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杨丽 丽的《天籁传翰——明代嘉兴项元汴家族的鉴藏与艺术》（2012年8月，台北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李万康的《编号与价格——项元汴旧藏书画二释》 （2012年10月，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笔者的《与古同游——项元汴书画鉴藏研究》作为“艺术史研究丛书”系列，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正 式发行，同年6月，叶梅的《晚明嘉兴项氏法书鉴藏研究》（图六）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问世。以上五部著作几乎同时推出，反映了项元汴在明代艺术史尤 其是鉴藏史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沈红梅系嘉兴图书馆副馆长，同时具有图书馆学的学术背景。其《项元汴书画典籍收藏研究》是其数年 来于浩瀚文献探稽钩沉、披沙沥金的心血结晶，如果与翁同文、郑银淑及叶梅等学者的出色统计相比较，它对于我们分析和提炼明代中晚期书画鉴藏的一般观念，是 极有帮助的基础性研究成果。

　　沈氏著作的重点，是收集、整理项元汴旧藏历代书画、图书的目录，以目录的编制为重点，并在此基础上，对项氏旧藏书画、图籍目录进行综合类比，总结项氏收藏活动的特色。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书是对郑银淑工作的进一步完善。

　　不过，由于作者对 历代著录的项氏收藏缺乏严谨的考辨，伪作问题并未得到清理，同时也存在不少误会，如李成的《晴峦萧寺图》，作者误认为系美国纳尔逊·艾金斯美术馆藏本 ，实际上，文献所著录的这件“文三桥售之项元汴”的李成作品，与纳尔逊藏品并无关系，纳尔逊藏同名作品并未经过项氏的收藏。另外，尚有少部分画作因在不同 著录中存在一画多名的问题，著作中未能辨明，亦出现了重复统计的现象。这是该著作的几点不足，使用时需谨慎考证。

　　杨丽丽199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现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系我国著名书画鉴定家杨新先生之女。《天籁传翰——明代嘉兴项元汴家族的鉴藏与艺术》（以下简称“天籁传翰”）系“百年艺术家族系列丛书”的一种。

　　因 为写作的重心在项氏家族，因而作者的研究并不局限于项元汴。对于项元汴的后人，作者亦在史料中有不少发现。在后记中，作者特意提到了项氏家族的一位后人 ——项励女士。项女士曾经为杨新的著作《项圣谟》提供帮助，杨丽丽在写作该书时，她还无私地提供了珍贵的家谱。项励所存的家谱，与现藏上海图书馆的《浙江 嘉善嘉禾项氏宗谱》是否相同，如果不同，能否弥补上图藏谱中的缺漏与讹误，是笔者极为关心的问题，俟有机会再做研究。

　　李万康先生任教于 南京艺术学院，曾长期从事中国古代绘画的价格研究，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所形成的《中国古代绘画价格论稿》亦已付梓，它与《编号与价格——项元汴旧藏书画二 释》（以下简称“编号与价格”）一道，代表了作者对中国古代书画价格演变历史的系统研究和思考。值得指出的是，李万康先生同时具备西方美术史的学术背景，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万康关于项元汴的研究，在学术视野上具备了相当的高度与深度。

　　李万康的研究从微观出发，他执着于项元汴旧藏书画“千字文”编号后隐藏的问题与秘密，收集了大量的素材。他在研究中得出以下几个重要结论：

　　一、 目前尚能见到的中国传世名画上的编号，有千字文编号、卷子半字编号、温字编号、幅次编号（即裱序编号）和支干编号好几种。现存数量最多、编号者最为明确以 及编号位置最独特也最明显的是项氏千字文编号。这些编号在明末就引起了收藏家的注意，部分被忠实地记录下来，它的作用与项氏印记一样，历来都是判定书画真 伪的一个重要证据。

　　二、项氏千字文编号存在别字、重字、消字（笔者按：指人为消除、毁坏等现象）与伪字等现象……就目前掌握的资料看， 项元汴旧藏书画编号不出周兴嗣《千字文》之外。重字多因伪字而重，所以凡见重字，其一必伪。后世伪项氏编号始于明末，纯为谋利，有时伪字不巧，也出现了重 字。至于项氏旧藏书画上的消字现象虽然所见不多，但其实很严重。后人消字最酷烈的一段时间，可以断定是在万历末至天启年……

　　三、在目前可以查到的项氏千字文编号中，有三个是二级编号，比重很小，这意味着项元汴记有千字文、自豪的旧藏书画件数超过一千，但从二级编号既少又小来判断，项氏旧藏书画件数过千部分数量不多。

　　在关于项氏的千文编号研究中，李万康的工作最为细致，结论也较为令人信服，不少见解可谓发前人所未发，值得今人重视。

　　而有关项氏庋藏书画的价格记载，李万康也体现了较强的学术研究能力与判断能力。他对于项元汴在藏品中记录价格位置的论述观察准确，对于记价的清除与篡改问题、书法与绘画的价格差异问题，以及因《汉宫春晓图》的记价所引发的疑问，都有令人信服的结论或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作者在著作中也注意到近年书画拍卖市场所出现的项氏藏品。但对于真伪的判断似可商榷，如果能详细举出判断意见则更有利于学术的争鸣与讨论。

　　下 篇第四部分讨论项氏题记中的书画出售者，这涉及项氏收藏的来源，有一处似乎白璧微瑕。据李万康的叙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项元汴去苏州在王世贞 家获观刘松年的《仙山楼阁图》，当时未买，回到嘉兴后立刻携巨资在文彭的陪同下求购。 这一史料的意义本十分重大，它不仅与项氏收藏的来源有关，也涉及王世贞与项元汴的交往问题。文嘉跋语原文如下：

　　嘉靖戊申秋七月三日得观于项氏天籁阁。子京语余曰：“此前从吴门王氏获见之，回出重资，浼令兄寿承同往购之，诚生平鉴赏之冠。”复索余题一律（笔者按：文嘉跋前有七律一首，此处略），以纪胜玩云尔。茂苑文嘉休承并识。

　　跋语后另有王世贞的一条观款“琅邪王世贞观”。王世贞是太仓人，文献中从未有“吴门王氏”的称呼，应该另有他人。

　　据此可知，李万康对《古缘萃录》的这则著录理解有误，作者或许是将王世贞的观款与“吴门王氏”混淆了。

　　瑕不掩瑜，偶尔的小小失误并不能否认李万康该著作的学术成就。《编号与价格》一书不愧为同类研究中的出色代表，它对于史料的挖掘与整理，对于极为复杂的项氏千文编号问题以及对中国古代书画价格问题，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意义。

　　2013年，笔者在范景中先生指导下的博士论文《与古同游——项元汴书画鉴藏研究》（以下简称“与古同游”）面世。在关于项元汴的家系与交游的讨论中，笔者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万君超先生评价它具有“重新发现项元汴”的意义，实在是对笔者的极大鼓励。

　　《与古同游》出版后，有幸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承蒙指点与批评，该书将在进一步修改与充实的基础上再版，届时还望继续得到大家的郢正。

　　叶梅的著作也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成书的。作者以项元汴的法书鉴藏为中心，运用统计学的方法进行辨析与归纳。她这样谈及统计的意义：

　　一、利于从数量和质量上来衡量项氏家族的鉴藏能力；二、利于从项氏家藏来衡量这些法书藏品的影响；三、利于厘清项氏家族法书藏品的留存情况。

　　与 翁同文、郑银淑、沈红梅两位学者的工作相类，叶梅的统计对我们观察项元汴书画收藏的具体状况颇有帮助。同样，如果能予以细腻的辨析则更为理想。不过必须指 出，这一项工作的难度极大，几乎没有任何一位学者能有条件将每一件项氏的收藏与原迹相核对，文献考证只能是最为可行的方案，因此，许多作伪现象还无法得到 更为准确的判断。

　　值得一提的是，叶梅在史料运用上有一处重大贡献，那就是她率先使用了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民国项乃斌所辑《嘉禾项氏清芬录》，该书对于项元汴家系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以上几部著作尽管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与失误，但毫无疑问，它们代表了目前项元汴研究的最新进展。对明清书画鉴藏史而言，如此丰富而深入的个案研究成果也并不多见。

　　二

　　项元汴属于书画鉴藏史的研究范畴，有关艺术史与鉴藏史的内在联系，薛永年先生较早有过严肃和系统的思考，他在《书画鉴藏史研究刍论》中指出：

　　“那些被鉴藏家忽视的作品便不可能流传，不可能为后代画家所取法……不仅如此，那些直接拥有视觉文化资源的鉴藏家，他们的收藏理念、鉴赏取向、品评标准和审美好尚，乃至他们据作品梳理出的艺术源流，都强有力地影响了书画创作。”

　　对 鉴藏史而言，鉴藏家是研究和讨论的中心，其收藏过眼的作品与反映其认识的著述，都隐含了鉴藏理念与鉴藏风气演变的线索。项元汴所处的嘉、万两朝，明代的社 会阶层与秩序规范发生了变动，上层士绅与商人之间的界限逐渐瓦解，物质消费趋于时尚，作为文化象征的书画与典籍大量进入商品市场，在“士商异术而同志”的 整体环境中，二者的交往呈现出既合作又对立的微妙动向。近些年，以柯律格（Craig Clunas）《长物志——早期近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地位》为代表，西方学者着力于探究在这一社会背景下艺术品观念的变迁，有力拓展了艺术社会史的研 究领域和研究视角。相似框架的讨论还包括卜正民、巫仁恕等学者的著作 ，它们立足于晚明的社会结构与奢侈风气下的物品消费现象，对有关物质文化与视觉文化的关系，以及晚明士大夫的鉴赏品味、鉴赏行为，均作出了出色的阐发。不 言而喻，项元汴正处于这一宏观议题之内，其相关理论要点对揭示项元汴书画收藏的一般观念性问题，是极有帮助的。

　　项元汴的研究工作极为艰 难，其关键原因在于史料的缺失，尤其是项氏本人未能留下可靠的著作，对研究者而言，文献中所收获的只能是大量的碎片，也就是历史学家所说的“断烂朝报”。 史料之间存在的巨大罅隙让展开联缀的工作分外艰难，于是，这个充满空隙的“瑞士奶酪”便一度让通往往昔的视野变得迷蒙，但范景中先生告诫我们：

　　“如 果仅仅囿于考证之所为，而忘记了让想象的羽翼飞翔起来，可能就会失去一次提出有趣而有创造性问题的机会。换言之，我们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记载，我们还要复原 那些原本应有而没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情境，还要靠我们在考证的终结处大胆显示智慧Sapere aude，让观念和理论之光照亮那些晦暗的地带。”

　　范景中先生对《汲黯传》的研究，启发了诸多学者。无独有偶，在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一书的总序中，我们读到这样的一段话：

　　“书 写历史，最重要的是要依靠文献证据，假若文献未曾明确提供材料，可不可以运用书写想象去重新构筑历史场景？这就是现代历史书写最为蹊跷暧昧的领域，也是后 现代史学不断质疑与解构的关键……他写每一部书，都恪遵传统史学的规律，尽量使用存世的史料，上穷碧落下黄泉，从中国史书方志档案到西方史志档案，几乎做 到‘无字无来历’。他在连接史料罅隙，推理可能历史情况时，也明白告诉读者，文献材料是什么，作者解读的历史‘可能’是什么，从不混淆视听。”

　　或 许，这正是项元汴研究吸引我们的地方。一方面，学者必须对史料予以尽可能的细致阅读。毕竟，对历史研究来说，无论想象的羽翼如何飞翔，没有对历史细节的深 入观察和体悟，想象将只能沦为缺乏立论依据的纯粹主观书写。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敢于在历史链条的断裂处提出大胆而合理的假设，从大量的隐性材料中寻求重 构历史情境的线索并展开追问。李万康等学者的著作便体现了这种大胆怀疑、大胆追问的学术精神。

　　项元汴研究牵涉极广。老一辈学者尤其是鉴 定家，他们对项氏的不少藏品有过具体而扎实的考辨，年轻一代的学者无不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开展工作的。从更为广阔的角度看，项元汴或许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个 案，但是，它的后面包含了美术史研究中许多有价值的学术问题。项元汴是一个窗口，或者说是一个断面，他的收藏行为、他无与伦比的丰富的藏品，永远可以引发 更多的讨论和争论，或许正是这种意义，决定了项元汴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