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渝：美术的真实社会影响力是为大众消费

　　以1976年为起点来谈论近三十年的美术社会影响力或许可以有很多理由，但是在我看来，这一阶段美术的社会影响力已开始由此前的“高位震荡”转为“高位盘整”。这种“盘整”艰难地维持到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后，美术的社会影响力面临着另一个前所未有也无可避免的拐点——由“高位盘整”转为“低位调整”的自说自话甚至自我抚慰。也正是在这里，“美术社会影响力”突然变得可有可无了。此情此景自然会令很多热心人捶胸顿足。可是扪心自问，这种边缘化的处境是否就是美术之为美术的一种真实呢？至此，我忽然想到这样一句话：“政治的最高目标和启蒙的最高目标一样，不是让事态变得更好，而是让我们变得更好。”套用这句话，我想这样说：美术社会影响力在今天日渐低迷，但这却使我们变得越来越真实。

　　在我看来，这种真实的处境首先铲除了神圣的痕迹，让我们避免了迷信的可能。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吕迪格·比特纳写道：“错误地相信某物是高贵的、超俗的或者崇高的，可以在广义上被称为迷信：一个人不仅可以在宗教方面，也可以在艺术、政治和历史方面是迷信的。”事实上，在“美术社会影响力”具有垄断性的规模时，它“高位震荡”的姿态使其能够以启蒙者自居。说白了，社会影响力的潜在话语就是启蒙二字。当渴求启蒙的美术社会影响力与垄断甚至国家机器挂上钩时，美术社会影响力也就有可能走向欺骗，哪怕是半真半假的欺骗。

　　按照词典的解释，“影响力”是指“文化活动者以一种所喜爱的方式左右他人行为的能力”。其实，“左右”这个词用得有些重。在一定时期，文化活动可以实现这一目标，比如20世纪70年代末，名为《你办事，我放心》的作品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得以以各种规格和形式出现在全国许多城市的大街小巷，明白无误地宣示着国家意志。这里出现了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问题：资源的规模化占有。也就是说，“作为市场上的价值物，一次性的耀眼及吸引社会的关注的价值是很‘单薄’的，只有当这种关注在时间上得以延续，其市场价值才会‘丰厚’起来”。因此，无论是《你办事，我放心》，还是稍后出现的《父亲》，如果不能规模化地占有视觉资源——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各种场所——那么，它们就不会持续地对公众产生社会影响力。这两件作品都对公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也都颇具规模地占有了大众的视觉资源，于是两件单纯的美术作品演化成了复杂的美术乃至社会事件。所以，当一件美术作品规模化地占有公众的视觉资源时，这种规模化占有的事实本身就形成了事件、产生了影响力。

　　或许，这些事件的荣光太容易让人感动，也太容易让人缅怀，所以当荣光不再时，我们依旧要感慨万千地通过各种方式来“瞻前顾后”。当然，“瞻前顾后”的同时，“为大众服务”这个最基本的原则也不能不提。“为大众服务”这句话甚至这个目标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我们在执行时往往下意识地具备了或多或少的牧师心态，这一心态中真诚与教化众生的良好感觉糅合在一起，使情况变得有些复杂。不过，市场经济的多元选择彻底粉碎了这一切。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已烟消云散”。值此“烟消云散”时代，我们当然没有失去信心，也依旧赞成美术为大众服务。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为大众服务？鉴于以往高高在上“服务”的教训，我以为还是将“为大众服务”改为“为大众消费”更好。只有在此层面上，美术社会影响力与我们自己才能更真实、更本位。

　　真实、本位的回归必然伴随着“美术社会影响力”规模的缩减及市场经济的勃兴。当“美术社会影响力”从上个世纪的文化审美选择转向市场货币选择时，艺术品日益成为流通领域的一个符号。目前的艺术市场中，已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是用“眼”而是用“耳”来选择艺术作品了。也就是说，他们看重的并不是一件艺术品是否精彩，而是这件艺术品是谁创作的。当然，他们并没有深刻到穿透文本研究作者的层次。他们只是看作者在艺术界担任何职，比如是否是美协主席，是否是画院院长，是否有艺术学院院长之类的头衔，等等。这里，“美术社会影响力”已经从艺术品异化为艺术头衔，而艺术品本身也沦为流通环节的一个符号。如果将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作为“美术社会影响力”的一个分水岭，我们可以看到，此前的“美术社会影响力”逐渐被消解，除去市场经济的因素之外，意识形态的审美化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刚看到“美术社会影响力”这个题目时，我曾与诗评家沈奇先生谈论过自己的疑惑。沈先生以其诗人的敏锐指出：要谈美术社会影响力首先要确认我们关注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影响力是什么样的影响力。他以为在目前这种众声喧哗的情势下，我们已经由“共名”时代走向“无名”时代，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进入了缺少共同话题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如果再想把艺术与世道人心乃至时代紧密关联起来已是奢望了。因为我们的艺术形态已由时代话语经典转为个人话语经典，我们要做的只是在“无名”时代里努力探索个体话语的经典性。看得出来，“美术社会影响力”在他的眼里已经不可能再具有规模化的优势了，它只能在不同阶段、不同层面发挥自己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也不可能再产生“共名”时代那样的结果，登高一呼，应者云集。

　　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这样来说“美术社会影响力”：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美术社会影响力”都会存在。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它的作用会呈现出大小的变化。但无论如何变化，它都必须回归本位、回归真实。这种回归的过程会让一切伟大的事情变得明白，这里不讲什么神圣，也不存在任何欺骗。(作者 张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