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国初期的画坛，上承清代“以地别为派”的余绪，以大城市为中心，形成了地域性的绘画群体。就全国而言，民初有三大绘画重镇，即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地域性绘画集群与绘画流派的形成，与绘画社团的大规模涌现是分不开的。换句话说，绘画集群、流派是以社团组织为纽带和中心而聚合在一起的。比如说到京派绘画集群，人们马上会想到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画会这样的绘画社团组织。海上画派，则成员众多，名家辈出，曾先后出现了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豫园书画善会、宛米山房书画会、清漪馆书画会、东方画会、天马会、晨光美术会、艺观学会、蜜蜂画社、中国画会等上百个画会组织。而地处南方的广州，最早受到西方文化的洗礼，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高氏兄弟（图1）与陈树人等人的努力，为广州在近代画坛赢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以“清游会”“春睡画院”及“国画研究会”为大本营，分别形成民国岭南画坛上新旧两派艺术力量，他们彼此间的矛盾与斗争，共同推进了岭南绘画艺术的发展。可以说，正是这些林林总总的美术社团，共同构筑了民国美术发展的总体格局。

　　民国美术社团大量涌现的原因

　　民国时期美术社团大量涌现，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政治因素的影响

　　从政治层面看，帝制的覆灭，民国的诞生，为美术社团的产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剧烈的政治变革让文人学者及书画家们无所适从，持续的社会动荡和无休止的战乱又使他们感到迷惘和失望。因此，大批从满清政治舞台上退下来的前朝官僚和仕途受挫的文人，纷纷转而成为专业的或“票友式”的书画家，以书画自娱或谋生。而面对国家民族的危亡，个人政治前途的迷茫与失意，民国时期的书画家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求政治和艺术上志同道合的知音，更渴望在自己的组织内讨生活，书画家们结社组会的愿望也就更加强烈。

　　此外，近代兵燹战乱之中，大量珍贵书画文物遭受破坏纷纷流失，这也是促使画家结社的重要原因之一。自鸦片战争之后，社会动荡，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历代的法书名画进行疯狂的巧取豪夺，而政府内外交困，往往无力顾及于此，严峻的危机中，广大的爱国美术家空前地团结起来，他们希望借助社团和群体的力量，在动荡时局下，最大限度地保护古书画文物，并借以弘扬民族艺术，振奋民族精神。如上世纪20年代初，吴法鼎等人在北京创办“古艺术保存会”，其主旨就在于“藉以研究和宣传中国古代艺术的价值，呼吁当局和广大民众珍视文物，保护文物”。1924年由黄宾虹、王震（字一亭）（图2）等人发起成立的“上海中国书画保存会”，更是以保存书画为己任。该会成立之初就针对“日人对我中华国粹，几购买一空，流于东海，不可胜计”之严峻形势，呼吁和号召国人“无论何国人士，以重价购我国粹，一概勿卖，籍资保存”。

　　当然，政治因素对美术社团的产生、发展最直接最重大的影响，莫过于那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抗战爆发后，原先美术社团比较集中的北京、上海、杭州、苏州、南京等地相继沦陷，许多社团活动被迫停顿或在无形中解散，包括书画家在内的大批文化工作者纷纷西迁，疏散到西南、西北等地。为支持和宣传抗战，重庆、延安等地兴起了数量众多的木刻和漫画团体，这些美术团体，既推动了美术创作的繁荣，又为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卓绝的贡献。

　　（二）经济因素的影响

　　民国美术社团的大规模涌现并呈较为集中的地域分布，经济因素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近代绝大多数美术社团集中分布在沪、苏、浙、粤等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这些地区的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广州等大中城市都是商贾云集的富庶繁华之地，其中上海一地美术社团的数量占据近代美术社团总量的三分之一还要多。而抗战爆发前，西南、西北等经济欠发达地区则绝少有绘画社团的组织与活动。

　　上海自开埠以后，很快发展成为一座大型的商业都市，新兴的商业资本家和官僚买办热衷于书画及古玩的收藏，于是，一个潜力巨大的书画艺术市场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书画家前来寻求发展的机会。希望在上海淘金的书画人士众多，但对一般的书画家来说，想要在名流云集的十里洋场扬名立足，又谈何容易？在这样的情势下，书画家们就有了组织起来、共生共存的愿望和要求。而日益繁荣活跃的书画市场，客观上也需要有类似商业行会的社团组织以保障书画家的切身利益。由是，美术社团恰好充当了书画家和书画市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通过加入社团组织，会员间的交流与切磋，既有助于提升他们的艺术水平，提高知名度，扩大社会影响，又可以从多个渠道获取市场信息，从而达到推销自己的目的。而数量众多的美术社团的成立，又反过来繁荣和活跃了书画艺术市场。

　　（三）文化因素的影响

　　美术社团的大量涌现，是近代中西文化全面冲撞融合的产物。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复杂性，也决定了文化因素对美术社团发生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传统文化及国粹沉沦之刺激，是民国美术社团大量涌现的文化诱因。20世纪之后，封建帝制土崩瓦解，国势颓败，国粹沉沦，一向被人们视为国粹的传统美术却在西方文化和西方艺术的冲击下节节败退，这深深地刺痛着书画家们的民族自尊心，同时也激发了他们重振书画艺术，以文化救国的决心和勇气。使他们认识到，团结起来，奋起直追才是唯一出路。如1920年成立于北京的中国画学研究会，是北方地区规模最大，影响最著的绘画社团，关于其成立初衷，《中华民国三十六年美术年鉴》说：“绘画为东方文化之一，我国具有悠久昌明之历史，自清季斯道中衰，民初日趋荒落，国际博览，有所征求，辄无以应。周肇祥、金绍城因与同志贺良朴、陈衡恪（图3）、萧愻、陈汉第、徐宗浩、陶瑢等，共谋挽救与发展，乃有中国画学研究会之发轫。”1923年9月，“南北艺术界诸君，感于无大规模之集合，不能有伟大之建设”，因而组织全国性的艺术协会，其《成立宣言》称：我们在四千年前便气韵生动的雕刻和绘画，然而现在，欧西艺术经过中世纪一场悠久的迷梦之后，他们的觉醒比我们先了四五世纪。中西古今对比之下，就有了强烈的心理落差，也自然意识到“这是我们应该觉醒的时候了”。1930年由郑午昌、谢公展、贺天健等人发起组织“中国画会”。关于该会的成立，《民国十九年中国画会缘起》一文中说：“在今日世界文化比较之情势下，无处不予我人以惭怍与愤奋之感觉。尤以我画界零落之衰象，而使我人益觉来日责任之重大，不能迁延苟且以相推委……日本为我国文化之犹子，虽格于其天性系统之差别，犹未能深肖，而其在国际文化上之宣传，每每以东方艺术主人翁自居，此最足使我人难避不自振作之诮者也。”

　　其次，近代学校美术教育的兴起与发展，为绘画社团的大量涌现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证。1906年，李瑞清在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创办高等师范院校第一个美术系科——图画手工科，开设中西绘画课程，揭开了近现代高等美术教育的序幕。自此以后，师范院校的美术教育以及各级各类专门的美术学校相继开办。清末民初至新中国成立30余年间，全国各地有各级各类私立专门美术学校及美术补习班近50所。国立的专门美术学校“北京美术学校”和“国立艺术院”也相继创办。学校美术教育的快速发展，培养了大批专业美术人才，为美术社团的勃兴提供了丰富的人才资源。综观民国美术学校与美术社团的发展，二者虽不完全同步，但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美术社团发展的鼎盛期，差不多也是学校美术教育发展的高峰期，美术社团集中的区域，同时也是美术学校集中的地区，这绝非偶然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

　　再次，报刊杂志等近代传媒的发展为绘画社团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舆论影响和传播途径。美术社团最新的组织动向、最近的活动情况、社员最新的创作和研究成果，都可通过报刊杂志等近代传媒及时地播向社会，从而大大加强了美术界与社会各界的交流互动，迅速地树立自己的艺术形象，最大限度地扩大社团在美术界以及整个社会上的知名度。可以说，如果没有报刊杂志及近代传媒的繁荣与发展，民国时期相当数量的美术社团恐怕早就为历史所湮没，也就不会有近代美术史和文化史上如此精彩的社团现象的出现了。

　　民国美术社团的主要活动与贡献

　　为实现保存国粹，发扬国光的宗旨，各个美术社团开展览、办刊物、兴演讲、派留学，竞相开展多种多样的艺术活动，为民国美术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第一，积极举办美术作品展览会，促进了民国美术创作的繁荣。对于美术社团而言，定期举办展览，是宣传社团宗旨，加强社员间的交流与沟通，扩大社团知名度与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因此，民国时期，以社团为单位组织起来的美术展览会非常多，而且规模宏大，影响深远。如20世纪20年代活跃于上海的两个著名的美术团体天马会和晨光美术会多次举办过大型的美术展览会，当时影响甚大的《申报》，对历次展览盛况都进行了较详细的报道，引起画坛和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

　　北京著名的美术团体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画会也积极筹办展览会。据《中华民国三十六年美术年鉴》记载，到1947年，中国画学研究会举办的成绩展览会有25次之多，与外国联展多次。湖社画会（图4）自1927年到1932年，每年举办一次成绩展览会，部分出品刊于《湖社月刊》上，展览期间还进行作品买卖。 1927年，该会在北京举办“唐宋元明名画展览会”，展出名画，几乎包罗画史上的代表人物。

　　1930年代绘画团体的展览活动更加频繁，北京、上海、广州、杭州、苏州、南京等地都异常热闹。事实上，为鼓励社员的创作和研究，展示会中实绩，几乎所有的美术社团都举办过各类性质不同的展览会，有今人作品展，有古代名画展；有社员精品展，亦有社员习作展；有单个社团展，亦有多个社团联展；有本埠展，亦有外域展；有定期展，亦有不定期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有艺术社团的地方，就有美术展览会，这已成为民国时期美术运动的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第二，大力引进和介绍西方美术，推动了中外美术的交流。民国诸多的美术社团自发起成立后，都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大力引进西方美术，开展多渠道的中外美术交流。

　　通过派遣会员出国留学或考察的方式引进和传播西方美术，是民国诸多美术社团都很重视的活动。如1921年晨光美术会会员张聿光（图5）、朱应鹏二君赴日本考察美术，该会专门设宴欢送。张、朱二人在日期间，参观博物馆、展览厅，走访学校、美术商店，拜会日本美术名家，对日本美术之展览、创作、教育、收藏和研究等作了全方位的考察，并由记者出身的朱应鹏写成《日本美术之观察》的考察报告，发回国内由《申报》予以连载，为晨光会员及广大民众了解日本美术之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在近代中日美术交流史上做出了卓越贡献。还有些社团以演讲会、座谈会等形式，安排对西方文化和西方艺术多有了解和研究的会员做专题讲座，通过多种渠道向会员和民众普及西方美术知识。

　　多数由社团发行的期刊，也以介绍西方美术创作和研究的状况及动向为职志。如《湖社月刊》《晨光》《国画月刊》《艺风》《亚波罗》等美术刊物都对西方美术予以极大的关注，为国内美术家了解国外美术发展状况提供了方便。此外，不少美术社团及其成员还以举办展览的方式，积极与国外艺术界进行广泛交流与合作。他们或是主动走出去，将绘画展览会开到域外；或是大力引进来，邀请外国画家来华举办中外联合绘画作品展览会。如，中国画学研究会1922年至1926年先后举办过4次较大规模的中日画家联合画展，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湖社画会也与日本、比利时、法国等国家多有艺术上的往来。总之，民国美术社团积极开展中外艺术交流，显示出其开放性特征及世界眼光，为提高中国绘画在国际艺坛上的地位及加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创办美术刊物，深化了美术理论与美术史学的研究。为宣传、推广自己的艺术主张，展示成员风采，民国时期绝大多数的美术社团都有自己的刊物，用以刊登会员作品及理论研究成果。而且，由社团编辑发行的刊物是为宣传本社宗旨和艺术主张直接服务的，因此，一般都有一个对美术及其发展的基本观点，并以之作为办刊宗旨。这些专门性美术期刊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美术相对封闭的创作和研究方式，适应了现代学术发展的要求。它一般有较为固定的作者群，对问题的探讨比较集中、深入，易于形成较强的学术影响。新学术成果的及时发表并很快得到反馈，其双向互动而导致的辩论驳难，对于繁荣艺术创作，深化艺术理论和美术史学研究意义重大。美术社团及其编辑发行的刊物充当了民国时期一系列美术思潮论争的前沿阵地。

　　第四，热衷社会公益事业，在古书画鉴藏、保护以及助赈救灾和宣传抗战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之下，美术社团组织及其成员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关怀社会民生的大爱之心，积极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在保存古书画文物、赈济灾荒和宣传抗战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表现出真挚的爱国主义情感，为我们留下了一份闪光的人道主义记录。

来源:新浪收藏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