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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画才是真正的好画?
好画是能够经受历史考验的,能够真正留存在艺术史中的,而成就一幅好画并成为一名优秀的画家需要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
第一,必须具有鲜明的风格;
第二,必须具有一定的作画难度;
第三,必须要既可抒发主观情怀,又不失基本的真实;
第四,艺术作品必须具有特殊的情感。
“好画”的风格在不断丰富和变化,但品评标准在大的方面依旧没有离开“谢赫六法”涵盖的框架。
好的画作应该包含前瞻性的元素,甚至要超越当时人的审美欣赏水平。
只有留下具有说服力作品的艺术家,或者符合时代发展规律的艺术家,才有可能成为历史的选择。
什么是真正的好画?以什么标准来判定?是依靠贴在画上的价格标签来估计,还是通过拍卖行里此起彼伏的竞价声来衡量,抑或是画家的名气和身份能够代表一幅画的价值?显然,上述条件并不能完全与艺术价值画上等号,也就是说,不能成为论断“好画”的绝对标准。不过,吊诡的是,现实中,诸如此类的附加因素正在成为“好画”的标准,“价格”、“身份”正在演变为“价值”。
乱花渐欲迷人眼,正如理论家王志纯在此前的访问中所说,不能让现象遮蔽了本质。今天,在嘈杂的繁荣景象里聚集了太多的现象,多到难以捕捉实实在在的本质问题,而一旦标准被模糊掉,人们也就无法辨析甚至遗忘了真正的艺术价值,于是,“好画”的定义也必然被改写。
“什么是好画”、“什么样的画家有潜力”、“好画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这一系列的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却并不容易说得清楚,不过,在当下这一时期,有必要来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阐释“好画”的定义,更有必要重提艺术标准。李爱国、齐鸣和付晓东三位学者,分别从绘画的技法、艺术家的素质以及批评家的关注点等几个不同视角阐述了他们对“好画”、“好画家”的定义。
“一、不管是变形也好,夸张也好,画的是鸡和兔子,就不能离开鸡和兔子的基本面貌,不能说画完以后别人根本看不出来是什么。二、画家必须具备一定的塑造空间的造型能力。第三,能够留存下来的画作,必须要既可抒发主观情怀,又不失基本的真实。”李爱国解释说,这里所说的“真实”,指的是对物体把握的基本的真实。
李爱国认为,上述三个方面缺一不可,“如果只强调独特的风格,而不具备难度和真实,那只要身上涂满颜料,然后找块布打个滚儿,画出来的东西也可以说有很独特的风格。但是,这种作品不具备难度,也谈不上真实,所以,不能称之为优秀。”
“最后还有一点,所有的艺术作品都必须具有特殊的情感,抒发特殊的情怀,表达的东西应该与以往已经成名的任何艺术家都不同。比如说八大山人,他的画流露出欲哭无泪的感觉,渗透着凄凉的亡国之恨,与以往艺术家的情怀不同。还有徐悲鸿的奔马,我们一看到就会想起抗日战争时期的义勇军形象,会感受到一种抗战的情怀,八年抗战成就了徐悲鸿的马,它承载了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李爱国认为,一位画家的作品要被历史承认,要具有真正的艺术价值,就必须具备以上四个条件。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画家齐鸣认为,实际上,“好画”的风格在不断丰富和变化,但品评标准在大的方面依旧没有离开“谢赫六法”涵盖的框架,“当然,面对具体作品的时候,不能空洞地往上套。我们看作品要看气韵是否生动,第一眼的感受是正气是邪气,是发自肺腑还是装腔作势,然后再看笔法功力,有没有用笔的古法古意。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像古人那么讲究了,不过,起码要看得出绘画者是否有感而发,是否有创造性,是否真诚。艺术的本质就是真实,这个真实不是说要画得像照片一样就叫真实,而是说画中所表达的精神状态真实,有魂灵没有。”
齐鸣所说的“谢赫六法”是中国古代美术品评作品的标准和重要美学原则,最早出现在南齐谢赫的着作《画品》中。六法论提出了一个初步完备的绘画理论体系框架——从表现对象的内在精神表达画家对客体的情感和评价,到用笔刻画对象的外形、结构和色彩,以及构图和摹写作品等,创作和流传各方面都被概括进去了。自六法论提出后,中国古代绘画进入了理论自觉的时期。后代画家始终把六法作为衡量绘画成败高下的标准。
当然,“谢赫六法”作为一个理论性原则并不能取代面对具体作品时的感受,因此,齐鸣也建议美术爱好者多学习一些常识,多去体验和比较,掌握要领之后才能做出有审美意义的判断和受到美的熏陶,“学会赏析绘画首先需要有赏的心态,才能进入画境,赏析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中国画很看重这一点,缺少专业常识的人不易看出一幅画的好坏,它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
另一方面,齐鸣认为,好的画作应该包含前瞻性的元素,甚至要超越当时人的审美欣赏水平。“上世纪90年代曾经出现过一股‘黄宾虹’热,黄宾虹的画不那么大众化,与齐白石的雅俗共赏不同。而他的作品之所以到了上世纪90年代才被发掘出价值,恰恰是因为他的作品具有前瞻性,超越了与他同时代人的审美欣赏水平。”
齐鸣说,当下中国艺术家的“近视”反映出普遍价值观在转型,不少人做梦都是实际的,能静观现实和坚持理想的人渐渐变得稀有。“所以,当代很难产生出真正的大师,其中人格、学养缺失是重要因素,过于实用的‘近视’也是一个因素,这种现状很难使艺术精神升华到更高境界。以往不管是‘为人生而艺术’还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追求里还有一种精神的纯洁的东西在,艺术中的文人品格、崇高、见真性情及自由清新、充满情趣表达等诸方面气息也显得纯正。而现在的人张嘴闭嘴都是‘有什么用呀’,艺术有什么用?真正的艺术就是没什么用。搞艺术看起来很轻松,其实倾情投入和坚定信念都含在其中,还要承受住寂寞。作为艺术家,应该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艺术有一个坚守的态度,不过要做到确实很难。”
“艺术史是作出最后检验的唯一标准。”《美术文献》杂志执行主编、美术批评家付晓东提出,“为什么所有艺术家都非常重视艺术史,因为,艺术史就是艺术语言不断创新的积累,进入艺术史的人应当是这个时代最突出的代表。每个时代都有在价格上特别高的画家,但是,这类画家的作品最后也仍有可能被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而那些作为时代节点的艺术家,比如凡·高,即便当时不被承认,后世也会发掘出他们的价值。”
付晓东说,青年批评家群体可能比较精英趣味,更关心艺术前沿的问题,“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讨论小圈子里最实验的创作,国内外最新出现的学术问题,可能在这一点上很少参与公众讨论。对于好的艺术作品来说,它的艺术本体语言、发生的话语背景,与整个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个体生命性和情感性的体验等,都具有新的挑战和开放性,是人类智性的活力所在。至于资本的炒作,画家的背景,达官显贵的追捧等,其实都是很短暂和人为化的效应,难以持久。当然艺术品生产的平台与生态关系,也是复杂而飞速变化的,这也是我关心的话题。”
“我看待一位画家的价值和水平,不是看他的市场价格,这个因素影响不了我作为一个观察者的价值判断。我不愿意做市场预测,但是艺术品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100年以后,谁会记得那些自我炒作的人?只有留下具有说服力作品的艺术家,或者符合时代发展规律的艺术家,才有可能成为历史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