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在中华艺术宫举办的“西学·西行——早期吴作人(1927-1949)”大展再度引起了艺术界对艺术大家吴作人及其美术教育理念的关注。有观点认为，吴作人主持中央美院期间，坚决贯彻徐悲鸿的素描教育路线，而以中央美院的影响力，某种程度上确立了延续至今的高考素描的教育体系，确立了用素描为基础进行中国画教学的体系。这一体系的确立，功过何在?今天又如何理解?这一体系对今天的素描乃至艺术教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又或者说今天的素描教育和当时徐悲鸿、吴作人的初衷到底还有多少联系?沪上知名的艺术家和美术教育家在接受《东方早报·艺术评论》对话时认为，如今的高考素描在艺术性上或许早已背离了徐悲鸿、吴作人的初衷，在高考产业化的浪潮中已经异化。

　　事实上，由于素描考试在高考中更具可操作性，当下美院的招生基本都以素描考试为主，这也深刻影响美术基础教育，由于当下教育的功利性，中国美术教育也终于滑入以西方式素描为中心的体系之中，甚而至于出现通过美术高考的学生很多连毛笔都没有拿过的奇事——而这在中国数千年美术史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从素描进入高考体系来说，大背景上可能是由社会主义的性质所决定的。这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精神相一致，要求深入生活，描写工农兵，包括前苏联的美术学院也是这套体系，这都是当时的历史背景。比如崇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讲求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等。在这个情况下，无论国画还是油画，都要求素描的写实功力，由此在考试中也需要用素描的杠杆来决定考生的命运。当然，这对中国画来说虽然是一种创新和挑战，但同时却脱离了传统中国画的创作方法，和传统的中国文人画的创作理念相违背，以至于现在中国画的展览很多时候成了素描的大比拼，这一点是值得商榷的。究竟是创新更多?还是扔了传统的伤害更大?值得探讨。”

　　有中国画专家认为：“素描基础对国画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益的，比如有利于对形象的把握。但任何的中国画教学都不能忽视自己的特点，冠以国名的中国画是一种特别强调民族文化精神的东方绘画，它要求绘画中的文化涵义大于绘画本身的意义，所以在中国画的教育中如果忽视了文化的涵义，那任何一种教学形式都不可能达到中国画的艺术高度。”

　　又有部分业内人士表示，从个人角度来说，虽然徐悲鸿和吴作人的素描是非常精彩的，但由于其后当下高考素描在艺术的多元性、写意性上的不足早已广受非议，然而，就论其应有的强项——强调写实功力这点上，却也无法和前辈相比，出来的作品越来越同质化和低质化，问题何在?从某种程度上这是高考扩招和产业化的结果。因为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美术学院的招生是相对精英化的，考生和招生的人数都非常少，选拔严格，而现在的美术高考已经产业化了。据悉，上海的美术考生数量目前一年有约6000人，录取约3000人。而几年前像山东这样的高考大省一年的高考美术类考生就达16万人，近来考生人数有所下降，但也在10万人左右。因此，这种大量的扩招势必导致素描质量的下降。举个简单的例子，因为人太多，所以考试连模特儿都没法请，只能画照片，这导致很多高考复习班的教学也直接采用画照片的方式。而这种缺乏生动性的、反复的机械化操练，其实和当时徐悲鸿、吴作人时期相对精英化的素描教学要求早就发生了背离。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而言，高考素描就一定画不出好东西吗?答案也是否定的。高考作品中也不乏优秀之作。然而，问题在于既能结合应试要求又能坚持艺术性教学的老师少之又少，与庞大的艺考生数量相对照更是不成比例，大多数考生都在“车间式”的“批量化生产”中疲于奔命，这也反映出人们对美术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与优质师资资源间的严重不平衡。因此可以说，当年徐悲鸿、吴作人关于素描的美学教育理念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早已发生了异化。当下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却非一日之功。我们除了思考如何让高考素描更多元之外，也该想想如何早日告别那些广为诟病的“黑乎乎脏兮兮”的素描，毕竟，要论写实，这些实在不够格。（作者姜岑）

来源:东方早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