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业内，设计已被仿古风气笼罩多年。单是《清明上河图》，仿制品就有刺绣的、印染的、木雕的、剪纸的等。其他古代名作与乾隆风格也受推崇，瓷器、玉器、家具、景泰蓝，都有大批产品竭力仿效。许多人痛感泥古的尴尬，也在努力变化，但其“新意”往往悖谬，或将古代的造型、装饰生硬挪移，或把古今因素随意拼凑。中国古代工艺美术辉煌灿烂，创造出无与伦比的丰厚文化遗产。对于遗产，当然要借鉴、要吸收，但比因袭、套用古代造型、装饰更关键的是弘扬文化传统，展现时代精神。所以我们看到，古代的杰作虽然始终不离传统文脉，但与时俱进，代代出新，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辉煌灿烂便因此而成就。

　　学院里，标新立异已成永恒的时髦。大批师生轻慢传统，自命前卫艺术家，热衷传达时新而浅薄的观念，奋力宣泄躁动又迷离的情绪。他们不顾材料的特点，凭夹生的技艺，臆造出或粗重、或诡异的物体。甚至为炫耀融通中西，给作品起个英文名字。其实，对于域外文明，中国古代既大量吸收，又努力改造。显例是传自萨珊波斯的联珠圈纹。从6世纪中叶开始的一个半世纪，它成了中国最重要的装饰现象。当年，中国的吸收是有选择的，吸收未久，便启动改造，最晚到8世纪中叶，这一纹样的中国化已经完成，保留了构图，舍弃了联珠。而在7世纪后期，联珠则融为宝相花的组合因素，玉成了唐代装饰的雍容。联珠圈纹在中国的变化提示我们，对西方艺术潮流应有包容的精神，但是，吸收的目的全在改造，使之成为滋补自身发展的营养，而绝非扭转中国工艺美术的文化走向。

　　中华拥有世界上唯一连绵不断的文化传统，能够融化吸收，与时俱进，持续发展。当今习见的怪异出新、泥古不化，都不足取。艺术史反复证明，一切优秀的工艺美术品都契合传统特质，又饱含时代精神。有心人都会发现，即使最受诟病的乾隆宫廷造作，也时见新意，尽管带有“大清乾隆仿古”款的作品古意盎然，却又并不恪守前代的范本。

　　沉迷仿古、妄自出新展露了设计的困窘，是现实的祸患，也是发展的隐忧。整治的方法只有一个：提高修养。修养是精彩设计的核心，这早被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反复证明。

　　宋代陶瓷是工艺美术的光辉典范，它出现在中国文化素养最高的时代。明式家具简静优美，至今仍被尊为楷模。其典型是苏作，它出现在文风最盛的江南。文献不仅证实了明式家具与园林、与书房的关系，还保存下许多风雅之士的大量品评，甚至记录着他们参与、指导设计。明清江南的紫砂陶、竹木牙角雕等精妙清雅，而其设计师兼制作人往往还具有士大夫、书画家的身份。

　　张岱是明清之际的散文大家，对于我们的议题，他在《夜航船·序》里的一段文字记述：“唯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故凡百工贱业，其《性理》《纲鉴》皆全部烂熟。偶问及一事，则人名、官爵、年号、地方、枚举而未尝少错，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橱。”当年的江南民间造作何以优雅隽永?由此可以索解。

　　民间如此，官府亦然，仅以唐代为例。当年的丝绸和金银器彪炳艺术史，离不开早期设计者窦师纶和王定的贡献，而两人均为画史名著《历代名画记》载录。陵阳公样与其设计者窦师纶，有心人耳熟能详。墓志说，师纶出身关陇大族，世掌营造。他名登画史，纯是因为给瑞锦、宫绫设计图样。大唐官府金银器主要归少府监中尚署设计、制作，初唐的中尚书令王定乃书圣王羲之族裔。墓志说，他“妙闲礼仪，尤擅丹青”，受命“起天下之图样，修国家之冠冕”。正是由于这类文化人物主导设计，官府工艺美术的成就才有了根基。

　　文化修养制约了设计的品质。可惜，无论行业内，还是学院里，文化修养总被有意无意地忽视。行业内的人物大多缺乏系统的文化教育，尽管一些名家努力吸收，悉心体悟，无奈，个人的作为如杯水车薪，难改大局。学院里的情形同样令人失望。历经无数次的教学改革，受伤害的主要是文化课，被压缩、遭革除。高等艺术教育已经褪变，逐渐迫近职业训练。大批师生仅羡艳成名人物的风光，却不肯体验他们的辛苦，无心读书，漠视技艺，总盼望以莫名所以的奇形异制一鸣惊人。

　　其实，即令系统完整的文化教育，也不过是培育文化修养的初阶，深厚的修养非经历长年的学习、体味不可。仅只中国传统远远不够，还必须有异域文明的滋养。单单深谙艺术史论、熟悉艺术经典远远不够，起码还该增添思想史、文学史，起码在中国，古代思想、古代文学比艺术更切近文化的本质。

　　提升修养的道路尽管漫长，可是，如果设计师的修养不提高，工艺美术的繁荣永远是梦想，无法企及。

　　(作者尚刚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美术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