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哲尼采有云：“害虫叮人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因为它们要维持生命。批评家也一样，他们需要我们的血，而不是痛苦。”这里强调批评家对被批评对象所具有的天然攻击性，也就是说，在展开作业之际，批评家必须具有“动手”的勇气与能力。对艺术批评家而言，“动手”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执有解剖艺术家及其相关作品的利器。在我看来，这件利器，便是鲜亮而非含混、劲锐而非犹疑的个人观点。

　　有没有亮出独立见解的能力与勇气，是检验艺术批评家是否合格、艺术批评行为是否有效的刚性要件。现下许多所谓的艺术批评文章，动辄洋洋数千字，古今中外作纵横谈，前引后注、左牵右联、宏论滔滔、声色豪奢，不可谓不渊博，不可谓不气派，却每每在最基本的是非判断问题上选择失语。一件艺术作品，好还是不好，这原本是批评家应当首先回答的问题，同时也是一篇批评文章所赖以成立的基石。在关乎是非曲直的根本问题面前，选择“王顾左右而言他”，正是艺术批评现状备受诟病的因由所在。

　　关于艺术批评家，我们宁愿选择素有争议的“汝南月旦评”的主持者许劭、许靖弟兄作榜样，也绝不学习颇享时誉的“皮里春秋”的褚裒。有话就要痛快泼辣地说出来，而不是含蓄地隐而不发，是一个优秀批评家的基本素质。缺乏这种素质，就势必要在批评作业过程中，为官讳、为钱讳、为色讳、为师长讳、为亲友讳、为“权威”所骇，导致意见腐败，制造话语垃圾。客观来看，这样的例子在时下呈泛滥之势，“谏臣死而谀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毁”，深陷于利己主义泥淖之中的艺术批评家，已经鲜有尊严可言。

　　艺术批评欲唤回尊严，是需要有一点冒险精神的。实际上，依我謏见，所谓冒险精神，也就是在层层迷雾与重重压力之下，胆敢张扬自己根植于理性分析的独家观点。这种观点也许会有失偏颇、苛刻、粗糙甚或淫厉，但只要无干私欲，就比唯唯诺诺要强得多。勇于直面批评困局，揭穿皇帝的新衣，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的个体表达。艺术作品、艺术人物、艺术事件、艺术派别、艺术现象、艺术逻辑及艺术潮流等，需要关注、描述、总结、提炼、论辩、预测，作为艺术批评家，须当以做“马后炮”、打“死老虎”为耻，时刻提醒自己要有基于事实探查的独立判断能力和本乎公心与良知的表达勇气。这种不可悗夺的勇气，便是优秀批评家身上所散发出的熠熠生辉的冒险精神。

　　在艺术批评界，我们锥心呼唤温峤一样的燃犀之士。具体到美术界，批评理念、批评模式与批评手法，应当与创作实践保持骈肩共进，而不是甘作附庸、妄自菲薄。当下一些美术批评家，业已沦为裕帑画家的宣传工具，为恶俗之作能够实现欺行霸市而推波助澜。据我所知，供职于高校美术学院、美协、画院、艺术研究院、美术馆、博物馆等体制内学术平台上的个别美术批评家，日日耽于露脸子、抢位子、赶场子、挣票子、寻乐子，轻薄浮躁、市侩油滑、信口雌黄，制造了一堆又一堆的话语垃圾。这部分所谓的批评家，笔下宁可废话连篇，也绝不惹是生非。他们人情练达、花面逢迎、文辞华美、声情并茂，要的就是一种滴水不漏的平庸。至于批评的学术底线与冒险精神，在他们心里并无任何分量可言。

　　令人怅叹的是，饶独见、敢冒险的艺术批评文字，在时下往往处境尴尬。李小山的《当代中国画之我见》一文，1985年刊于《江苏画刊》，直指“中国画已到了穷途末日的时候”，并指名道姓地说“李苦禅的作品是七拼八凑的典型”“黄胄和程十发的作品是千篇一律的重复”。当时李苦禅才去世两年，黄胄、程十发分别是60岁和64岁。放在30年后的今天，这篇文章在拥有“国内统一刊号”的纸媒上，未必能发得出来。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曾有过相似的经历体会。2011年至2013年间，我写过一批指名道姓的书画批评文章，不可谓不犀利，不可谓不冒险，但只有安徽美术出版社主办的《书画世界》敢为我开专栏。鄙文刊发之后，我经常接到天南海北的电话，为文中“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二愣子精神而喝彩。迨及2014年，我应《中国画学刊》之邀撰文，对第十二届全国美展中的中国画作品，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评。这一次，“冒险”遭遇滑铁卢，后次第投送数家报刊，皆撞南墙。蒙中国书画精品网不弃，以微信形式推介，不意迄今竟获阅读量近10万次。个中滋味，良足拍案惊奇。

　　独见，即意味着冒险;冒险，便难免有尴尬。那么，是要平庸却又富贵的垃圾，还是要骨鲠却又难堪的珠玑，对艺术批评家来说，可真有那么一点儿犯了难。（作者郑志刚）

来源:中国美术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