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辨识度”用在绘画中虽不太常见，但已有之。如意大利16世纪的画家卡拉瓦乔他的创作采用的是一种兼具近乎物理上精确的观察和生动甚至充满戏剧性的明暗对照画法。他的画面总能看到一片黑色的背景和一块红布，黑色背景和红布像是一种标识，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出自谁人之手。17世纪出现的荷兰画家维米尔的作品中，人物周围的光线和显示人物轮廓的光非常杂乱。在这些精心构思的作品中存在着混乱的说法也许让人难以接受。然而，这种光的效果在这幅画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但人物的精巧构图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各种各样的神秘潜藏在没有光线的阴暗之中，逐渐感到维米尔画中的人物都向往着消除恐惧的柔和光线。因此，维米尔也算是辨识度极高的画家。

　　中国唐代周昉是现实主义的人物画家，他所画的仕女，“衣裳简劲，彩色柔丽”，体态浓艳丰肥，颇极风姿，而且能揭示出对象寂寞迷惘的内心世界。宗教画也是他的专长，创造了“水月观音”的形象和宗教绘画的新样式，人称“周家样”。北宋黄筌的花鸟画，淡墨细钩后重彩渲染的“双钩填彩”画法也极具辨识度。南宋时期的“马一角”、“夏半边”的艺术风格同样也具有极强的辨识度。“扬州八怪”各具特点，自然辨识度非常之强。

　　一直以来，艺术家都试图寻找属于自己的风格。直到有一位艺术家的诞生——文森特·梵高，颠覆了艺术界的格局。他的画法即使是完全不懂绘画的人也能一眼看出与其他画家的不同，扭曲的树木、消失在地平线的麦田、浓重响亮的色彩对比往往达到极限。而他那富于激情的旋转、跃动的笔触，则使他的麦田、柏树、星空等如火焰般升腾、颤动。按照学术界的说法就是：梵高之后，艺术不再有门派之分，艺术家开始以自我为中心。中国当代艺术家如：蔡国强的火药爆破、徐冰的文字再造，张晓刚的旧照异化等都具有相应的辨识度。个别艺术家甚至在自己身上创造辨识度，如达利的胡须，草间弥生的圆点服饰，方力钧画里画外的光头……这些都是用来提高辨识度的手段，艺术家可能会影响到普通人。

　　某些彰显个性精神的艺术作品是贯穿于作品始末的“忠诚度”。因此，作品理应具有极强的辨识度，即艺术家忠于自我的象征性元素。这些艺术家的个人喜好与审美趋向往往会逾越自身而成为一种艺术标识，尽管当下艺术渐欲迷眼。但“忠诚度”是艺术家存在感极强的印记。倘若艺术家的创作没有易于辨识的特质，那就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视觉统一性，或者说是辨识度对艺术来说应该是很重要的。人们之所以能辨认出里希特、杜马斯、蔡国强、徐冰等的画作是因为他们对媒介、主题与风格的明确以及不断地重复组合。类似的情况还有八大山人的鸟、莫兰迪的瓶子、贾科梅蒂的人物雕塑等。

　　至于那些著名艺术家是否真正地遵守了某种风格上的同质性，显然不再重要。如英国艺术家大卫·霍克尼一直以来创作了诸多绘画及摄影作品。尽管他的作品风格在视觉上的确具有辨识度，但总的来说他却使用了各种风格、媒介以及创作技术。其作品中的统一性来自于他对改变事物的方式与改变本身的关注。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保持统一性，而在于你想成为哪种类型的艺术家。你是想成为一位好的艺术家，还是自由的或是家喻户晓的。

　　尽管每件艺术品理论上都有其唯一性，这也是区别于一般工匠流水线上拷贝出来的作品的重要特征。然而，同一位艺术家的作品必然有相同基因，好比孪生的兄弟从哪方面都会有一定的差异。我们可以借喻为作品的个人风格，或者说是作品辨识度。

　　当然，有艺术识别度，并不意味着不再有新的艺术突破和发展。因为很多优秀艺术家的创作都有相应的历史时期的问题瓶颈，一旦改善惯常的“辨识度”反而会创作出更为优异的艺术作品。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考量一件艺术品价值时，把“辨识度”当作其中一项重要的标准之一。（作者杨大伟）

来源:美术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