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汉字从产生之初，就以其独特的造型决定了它独具的文化特性。汉字在漫长的演变发展中起着思想交流和文化传承的社会作用，同时也把中国书法和篆刻艺术推向辉煌的巅峰。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饰文字以观美，虽华夏所独。”正因为书法和篆刻同是以中国汉字为基础的艺术，其独特的艺术源泉才成为历代书法篆刻家借以不断创新、迈上艺术顶峰的阶梯。

　　篆刻和书法同属于造型艺术的范畴，篆刻是通过刀刻对书法艺术的再现，因此书法必然是篆刻艺术的基础。所以，今天我们深刻体味清代书法篆刻家邓石如“书从印入，印从书出”的奥旨，便能总结出这样一个程式：中国汉字成就了中国特有的传统的书法艺术，书法艺术孕育造就了印章(篆刻)艺术。诚然，这个模式不可能是跳跃式的突变，而是经历了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积蓄、递嬗、变迁而形成。笔者试沿着这一程式，通过对“书从印入，印从书出”理论的阐释，得到书、印艺术息息相通、互为表里的明晰概念。

　　一、中国汉字是中国书法、印章艺术的根基

　　恩格斯说：“文字是人类文明时代开端的标志。”三千五百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不愧为中华文明的滥觞，亦不愧为汉字书法源头中的一座丰碑。因为它已具备了定形化、行款化和艺术化三大特征，在笔法(刀法)、结体、章法的书法三要素中，书法形式美已臻于成熟。考古研究发现，甲骨文多是先书写后契刻。它古朴典雅的艺术特质，决定了其可以直接入印这一特性。如果我们从成篇甲骨文中任意框定一小块，即可发现无不具备一方印章的雏形;再以篆刻手法略加整饬排列，便是一方古朴典雅的篆刻作品。加之二者均以刀具契刻，故颇具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之妙。图一的甲骨文拓片和图二甲骨文印章“秦士蔚”可以为佐证。

　　甲骨文之所以成为晚清直至当代篆刻家宗法的范本，正在于它具有“以书入印”的特性，也在书法与篆刻的源头上就印证了“印从书出”理论的合理性。

　　商周时期的金文亦具有与甲骨文同样的书法韵味，但其开启的是另外一种体系。金文是将铭文先刻于砂模上后浇铸而成，其中必然有着由史官或专职书手书写成篇后再经刻写浇铸而成的独特特征。从钟鼎文拓片可以看出，文字线条丰满柔韧，有着浓厚的书法意趣。后人以金文书体入印，便创造出“金文印”篆刻艺术形式。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30年代在安阳出土的三枚商代铜玺实为印章始于商周之确证，直把中国印章史向前推了三千余年。据专家研究确认，其中“亚”形方玺与商青铜器“父乙尊”铭文很接近，这说明了商周玺印近千年漫长的孕育、发展、成熟，从而使战国玺印成为印史中的佼佼者。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形势的割据局面及文化发展的差异性导致了各诸侯国不同的审美取向，加之毛笔、简帛等书写工具的广泛应用，使这一时期的书法艺术各呈异彩。由于政治、军事、经济的需要，各国的文字、书体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长达五百多年的岁月里，各国文字、书体在不断丰富发展，以本国书体入印，终于培育产生了风格独具、异彩纷呈、地域性明显的战国古玺印。拿大量出土的战国青铜器铭文、兵器铭文、简帛书、币文、陶文等与古玺印比照，可以发现无不处处体现出书法对古玺印的深度影响。战国中后期，小字契刻类书法逐渐向大字石刻类转变，最典型的当属秦《石鼓文》。从书法艺术角度审视《石鼓文》，其整体布局匀称规整、古朴凝重。尤为重要的是，它承上启下地开创了秦小篆和秦玺印规整审美的先河。

　　秦统一中国后，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一系列中央集权政策，其中重要的一项即“书同文”，以李斯等整理过的秦标准小篆颁布天下。流传至今可见的《峄山碑》《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等小篆碑文及诏版，即为当时官方书法范本。小篆是篆体印文的鼻祖，其法度规整、结构对称。虽然随秦的覆灭未及推广，但作为已臻成熟的书体，小篆对后世书法篆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严密整饬的秦小篆经制印机构和工匠不断发挥应用，一种固定的、官方规定的印文——“摹印篆”便应运而生。不难看出，秦摹印篆无论是官印还是私印，其方形印制已成定势。它是为了适应方形印制而形成的方形、规整，且因制印美观需要而适度增减笔画的字体。平稳安详、文质兼备的摹印篆不仅开创了秦官印的新风貌，而且为汉印辉煌时期的到来起到了前导作用。我们从出土的秦官印、封泥中均可清晰地看到其圆转的用笔、内敛外放的体势、温雅秀丽的书体、匀称协调的布局。这些无一不显示出秦刻石的书法意味和文质兼备之美。图三为秦小篆《峄山刻石》拓片局部，图四为秦印“中行羞府”，“印从书出”在此得到最明晰的体现。

　　汉承秦制，初期的官制、官印基本沿用秦官印的体制和形制，摹印篆仍是主导印文，十字格、半通印仍是普遍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字形书体的演变，加之印匠艺人的创造性实践，在秦摹印篆的温床上培育诞生了一种光照后世的印文——汉“缪篆”，使汉印印式形成时代特征强烈、韵味精邃朴茂的印风。清袁枚《缪篆分韵序》说：“秦厘八体，五曰摹印;汉定六书，五曰缪篆。缪篆即摹印所用也。”这是说，汉缪篆与秦摹印篆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甘旸《印章集说》进一步说：“摹印篆，汉八书之一，以平方正直为主，多减少增，不失六义，近隶而不用隶之笔法，绪出周籀，妙入神品。汉印之妙，皆本乎此。”可见，摹印篆与缪篆二者之间不仅存在衍变承接关系，而且汉印是秦印的重大发展。

　　这种脱离秦摹印篆而形成的汉代特有的、精熟易辨的缪篆，究竟是如何演绎嬗变而成的呢?今天已无从得知，我们仅能从西汉初遗留的石刻中获得一鳞半爪的信息。图五中“左司空”刻石隐约可见向缪篆书体过渡的痕迹。另外，从汉瓦当如“长乐未央”“高安万世”等的书体亦可管窥到一些脉络。

　　由于“奏事繁多，篆字难成而初有隶书，以趣约易”的时代需要，萌生于战国晚期的隶书登堂入室，成为汉代书写于简帛之上的实用书法主流。缪印篆适应这一形势，自然而然地趋于方正平直，并掺入隶意，形成隶化篆书。图六即隶化汉缪篆印“部曲将印”。今天我们所能领略到的汉代端庄凝重类的书法美感，都浓缩在汉印中。如果由汉印的字法、笔法和章法反推，我们不难透视到缪篆入印的基础是得自于汉代书法的引领，是“以书入印”的典范。正是有缪篆这样寓圆于方、寓流动于平稳、充满生机的书法底蕴，才形成了汉印宽厚博大的时代风貌。

　　魏晋南北朝官印及私印“以书入印”的印风愈来愈明显，这是由于书法变化所致。魏碑是书法史上由篆、隶入楷的里程碑。三国时期，汉隶已在社会生活中为魏体字所取代，大量印章是以楷书入印的。两晋时期以“悬针篆”入印，是由当时颇为流行的魏《正始三体石经》、吴《天发神谶碑》(图七为拓片局部)移植化入，如图八悬针篆印“检竊”。南北朝官印尤其是将军印多以粗犷强悍、信刀所为的面目出现，看似粗制滥造，实则对唐宋官印印风有开启之功，亦对当代“流行书风”“流行印风”不无启发。

　　唐宋时期是印章作为凭信的实用价值向文人篆刻艺术过渡的历史时期。由于纸张的广泛使用，印章由抑于封泥之上改为钤于纸上，导致印面变大。印文篆书为占据空间，形成屈曲盘绕、反复折叠的“九叠文”。这种阔边九叠印一直影响到明清乃至民国时期的官印。虽然刻板枯燥、缺乏意趣，但从书法角度看，其线条仍不失圆浑有力。这主要得自于唐碑额篆书的影响。(图九为唐碑《大唐故杨府君墓志铭》额篆拓片，图十为唐官印“万安县之印”)

　　以楷书入印的官印，在宋元时颇为流行。其之所以能在篆刻艺术中占一席之地，一是因其通俗实用，二是艺术上别具一格。宋元时由于绘画、书法、收藏、鉴定和文人斋馆别号的风行需求，文人好印、篆印、制印之风大兴。他们大多自篆自刻，印风各具特色。其中贡献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当数赵孟頫。赵的篆书直承典雅光洁的秦小篆，具有圆转流畅、清新悦目的风格。元代文人以书入印，蔚为大观，形成领一代风骚的“元朱文印”。(图十一为赵孟頫《玄妙观重修三门记》篆额，图十二为元朱文印“赵氏子昂”)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元代官印承袭宋朝形制。因蒙人大多不识汉字，其私印继承宋代押印风格，直接以“八思巴文”入印，后形成独具风貌的“元押印”。押印文字直接以行草入印，天然生动，疏宕奇特，书法意趣浓郁。图十三、图十四即是两方元押印“韩押”“赵押”。后世西夏、彝族、契丹、藏族、满族等以其民族文字入印，各具特色，更显书法体貌。

　　明清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又一个值得称颂的丰碑。同样，篆刻也蒙书法的光照而辉煌一时。书法篆刻家们经过努力追求、刻苦创新，不仅使书法与篆刻成为密不可分的姊妹艺术，开创了石质印章新的历史时期，而且造就了一批又一批诗书画印兼擅的大家，也造就了千姿百态、博大精深的篆刻流派。尤其令人瞩目的是，此时的篆刻理论也居于重要地位而行之于世。文人们自书自刻印章蔚然成风。明代以文彭、何震为代表，极力倡导印宗秦汉，且强调必须精研“六书”。他们都是书法大家，在设计印稿上使书法功力发挥到极致。朱简评道：“自三桥(文彭)而下，无不人人斯、籀，字字秦、汉，猗欤盛哉!”清代中晚期已形成诸多篆刻流派。

　　清末太平天国一反两千年来以篆书入印的规制，以宋体楷书入印，四周饰以各种纹饰，显得威武雄壮，颇与太平军气势相符。(图十五为仿宋体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玉玺)（作者张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