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印社的金石文化与海外交流

汉三老碑拓本

　　百年名社西泠印社自建社之初，即立“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这八个字指向两个范畴：第一是“金石”，第二是“印学”。金石为其大端，西泠印社在最初的十年二十年之间，曾经多次主办“金石家书画展”，规模巨大。定位为“金石家”的书画展览，当然必定不是普通的书画家展览。而关于“金石家”的身份认定，本来应当是青铜器研究专家、古器物学家、古文字学家、古文辞学家、石刻碑版考订研究家、古物目录版本学家、古文物书画鉴定家、古文献学家、考古学家、古物收藏家……有他们这样身份与修为的书画作品，才是“金石家书画展”的本义与主体。吾社第二任社长马衡著有中国近代第一部金石学的奠基之作《中国金石学概要》，对“金石学”学术框架有过系统而周到的阐释。早期的吴昌硕、丁辅之、王福庵以下，都善篆刻铁笔，又都习惯以金石学中人自居，视篆刻艺术为金石学术，以篆刻家视为金石家。

　　金石篆刻本是一个融汇综合的大范围，但初创的西泠印社从一起步，就把“金石”与“印学”(篆刻)作为两个“点”并列提出。这就是说，“金石”与“篆刻”是两个既互相并行又可互相包容的领域。西泠印社在最初的宗旨确立时，即已确定了金石文化的大致模式。仅仅把它看作是篆刻一技，“以篆刻自囿”并据此来定义印社，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起步伊始，西泠印社就在国际化方面迈出了珍贵的一步。1904年筹备成立印社之初，就有日本篆刻家河井荃庐、长尾甲应吴昌硕邀参与活动，在孤山雅集中甚是活跃。据考证，第一篇《西泠印社记》文笔精妙，作为社史最重要文献，竟是出自于日本社员河井荃庐之手。想明治以降日本虽鼓吹“脱亚入欧”，但在文化上，日本向来是以中国为师，西泠印社的第一篇《社记》竟由日本社员操觚执笔，谓为西泠群贤的胸襟博大，又得谓西泠印社建社之初在海外交流上早占先机，恐不为过。此外，本“保存金石”之本义，1921年秋西泠印社紧急发动社员义卖义捐，集60余名家之力，赎回将流失海外的“浙江第一石”《汉三老讳字忌日碑》并在孤山设“汉三老石室”庋藏之，更是百年西泠史上提倡金石文化最辉煌的一页。

　　1923年9月1日，日本东京发生关东大地震，死伤惨重。以西泠印社为核心，联合上海书画诸社团在沪上发起募捐赈灾义卖活动，有收藏印谱、对联扇面、绘画书法、拓片题跋……所得大笔款项，由王一亭等携往东京，此一义举在当时名震四海。一则表明艺人们慈悲为怀、艺术无国界;二则体现出了传统精髓的“仁心”，不作狭隘的恩怨情仇而是不计前嫌扶困济厄，足见大国风范，更可谓是中国书画界也是西泠印社在海外交流中古来唯一的最重要记录。

　　抗战八年，苦撑待变;手无缚鸡之力的西泠诸贤高风亮节，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西泠印社也迎来了振兴的新时代，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日民间外交尤其是书法外交热心互敬，方兴未艾。日本民间书法界频频组织书法代表团访问中国，因两国并无国交，于是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为窗口，以在沪、京、杭、粤、苏成立“书法篆刻研究会”来从容应对之。北京有中国书法研究社，上海有书法篆刻研究会，江苏南京成立书法印章研究会，广东有书法篆刻学社。唯有浙江杭州，不再新成立社团，而是以西泠印社这百年名社应对之。日本书法家代表团到访杭州，西泠印社在孤山设雅集笔会，社中专家陆维钊、沙孟海、诸乐三、阮性山、韩登安等均泼墨挥毫、欢晤座谈于观乐楼题襟馆，目前社史老照片中，即有现场陆维钊先生挥毫之特写英姿，足为凭证。至于1963年中国书法代表团访日，受到热烈欢迎，代表团中即有时任西泠印社副社长潘天寿，他回国后开始筹备开创中国高等书法教育，同年，浙江美术学院书法科成立，陆维钊任科主任;知吾西泠印社于当代大学开设书法专业，并通过海外交流，产生并提供珍贵契机，侧面作用非浅。潘天寿先生若不是在西泠印社从马一浮、张宗祥诸先生游，受到足够的书法专业活动薰染;又以书法篆刻家访日所观所感;仅靠浙江美院的中国画教学而视书法为辅助，未必会有此首次创办书法专业教学机制的大决心。

　　“文革”浩劫后，西泠印社重新焕发青春。自1979七十五周年社庆、1983年西泠印社八十大庆为转折点，沙孟海先生出任社长后，开始对打造“国际印学研究中心”作了详细部署，指出了百年西泠新的前进方向。而在其中，特别提到了金石学在印社的地位。并且，在西泠印社庆典上，发表了关于“金石”与“篆刻”之间辩证关系的新见解，这是西泠印社提倡金石文化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又一标志。而且，沙孟海先生与弟子们提起：西泠印社创社初期设立的宗旨“研究印学”，应该体现在今天打造“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的目标上;但“保存金石”一项，因为已经有各大博物馆文管会作为国家机构的存在，而且又有《文物法》限制，已经不需要西泠印社这样的篆刻艺术社团来担其责。记得他曾经问过我，你们年轻人是怎么看的?是因为情势所迫，不需要或者放弃“保存金石”的这上半部分宗旨?还是可能另辟蹊径另有办法?当时我还年轻，又未参与印社社务运营管理，没有切身感受，当然也回答不出来。

　　2002年开始参与筹备次年的百年社庆，要提出未来的治社方略，于是对“保存金石、研究印学”这八字宗旨进行反复斟酌思考，沙孟老关于“保存金石”在新时期下已难有作为的担忧与感叹，是否还有可解?仅仅是保存即作为实物(文物)的“金石”，当然已无可作为，因为《文物法》已有规定，私人不得经营获取收藏文物，所有古物都归国有(即国办的文管会博物馆机构);西泠印社即使想“保存”新出金石古物，也不具有合法性。 (下转第3版)

　　(上接第2版)这就是沙孟老提醒我们可能难有作为的客观缘由。但在新时期以来，“保存”并不只是在库房里收藏文物的概念;对一种物质、形态、技艺的传承与保存，也是“保存”的本意。而“金石”一词，习惯的理解是“金”(青铜器)、“石”(石碑)原物，但如果从金石学、金石文化的更大范围去考虑，则“金石”的本物，它的延伸品如拓片、题跋、墨拓的技艺，石碑的镌刻技艺、青铜器的熔铸，更细则到如全形拓的失传技艺;以及“金石学”的“学”的部分，如访碑、收藏、鉴定、考证、订讹、版本、目录、学术史……这样的“金石”(金石学)恰恰是可以“保存”而且应该“保存”的。如此一来，沙孟海师所担心的西泠印社“保存金石”的原有宗旨，正不必被感叹不须再坚持，而可以继续奉为我社宗旨。

　　正是基于这一体认，西泠印社在2007-2008年间，经过反复斟酌论证，郑重向全社同道与社会提出“重振金石学”的学术目标，重新倡导断续多年的金石文化。并于2009年特别组织主办大规模的“‘重振金石学’学术研讨会”又出版论文集;其后，则在金石学的墨拓技艺尤其是“全形拓”方面作了明确的提倡以号召天下，在业界掀起了一场风潮。直到今天，非唯“全形拓”绝处逢生，成为“金石学”之显贵;而且碑刻拓片与题跋，则通过文物市场交易流通的日渐繁盛与《文物法》的解禁，外部环境一变，经济与法政两方面的顺应，使得当代金石学风气大盛，“重振金石学”取得了第一阶段的大成功。西泠印社的金石文化、尤其是作为立社宗旨的“保存金石”，被我们这个时代赋予了新的涵义与新的表达方式，从而浴火重生。

　　至于本来就是“金石学”核心之一的印章与篆刻，还有“印章学”与“篆刻学”方面的推动，西泠印社更是在社团运作方面注入了大量的创新思维，比如在展览、比赛中除了倡导原有的传统如浙派篆刻、细朱文以外，通过海选，以宏观的金石学视野，对多字印、唐宋官印、古玺、封泥、元押、圆朱文、烂铜印等历史艺术样式，向全国印学界提出号召，动员投稿者作有针对的学习与取法，从而使篆刻从面貌单一走向百花争艳，形成崭新的艺术格局。又以展览评审改革为契机，分设华东、东北、西南、中原、华南、华北、西北和国外日本东京、大阪和韩国首尔诸赛区，使西泠印社不局限于苏浙沪的江南之地，而有兼容全国东南西北外加日本韩国的宏大浩瀚的空间容量，更以此举提升了篆刻评审民主化和多国交融的质量。至于每届“诗书画印综合展”、“金石拓片题跋展”的征稿、评审与展览评奖，也在海内外形成一种清新的风气，对于提携专业高端人才，提出了新的价值标准与运作模板。这些，无论对百年西泠印社自身的肌体更新或与时俱进，都是一些极好的例证。

　　关于新时期印社的海外交流，以日本韩国等有篆刻传统的东亚国家和中国港台地区为主要交流对象，是我们一直坚持的百年优秀传统。由日韩而至欧美，先后在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荷兰等地举行篆刻书画巡回展，普及交流金石篆刻艺术，并聘请外国高端人士如诺贝尔奖评委马悦然等英美名流加入西泠印社，使西泠印社对外交流的结构更合理多样，以有篆刻传统历史的日韩为高端专业交流的主脉，而以原无篆刻传统历史的欧美各国作普及推广交流，从而形成一个有丰富层次的海外交流大项目。作为有国际性要求的、中国唯一的传统艺术社团组织，以最古典的项目内容来促进海外交流，从一开始就是百年西泠名社的立身之本。今后也必然会成为我们的办社方针和主要工作目标。

　　西泠印社已经被评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化是题中应有之义。本年度精心策划筹备的“图形印与非汉字印章国际学术研讨会”及伴随而来的创作活动，取意于图形的世界通用性，聚集了美国、法国、日本的学者专家共赴盛会，为印社海外交流的又一大盛举。作为迎G20西泠印社秋季雅集的主要活动，正合于不必懂汉字尤其是中国古文字的外国元首嘉宾们之旨而特意量身定做的学术项目;更是西泠印社不断拓宽自身学术艺术空间的有益之举、创新之举;同时，它又是我们今后关于发展金石文化的学术传承与技艺传承的新的最佳发展途径。作为国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百年西泠印社必将在一个更大的国际平台上，寻求更快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