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朝是繁荣强盛的朝代，经济的状况与规模有长足的发展。隋朝末年因为战乱的关系产生了大量的无主土地，使得均田制可以持续推行，农业得以稳定发展。自隋唐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更高的发展阶段。唐代又是一个变革的时代。社会的大变革，使唐代以前所积累起来的诸多矛盾得以缓解，社会生活趋于有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障了社会的稳定安宁和蓬勃发展。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繁荣，在印刷术广泛使用之前，规范化书写成为畅通交流的首要任务。这一背景为书法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与可能性，而这种有序的社会状况直接影响了唐代书法本身，甚至对唐代书法的尚法有着暗示性和引导性。

　　2.唐书尚法源于唐代科举任官制度考核的需要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盛世，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即包括科举、任官制度的可贵经验。唐代的科举、任官制度有其特色，或曰优长之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生事物的活力。科举和任官无疑是最为强大的世俗推动力。大概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唐代那样，将书法艺术与士人的仕进，包括科举求仕与任官奉职两大阶段联系得如此之紧密。这就促成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盛世与高峰确立于唐代。

　　3.唐书尚法源于唐代崇儒崇侠、三教融合的社会思潮以及大量抄经的需要

　　有唐一代，儒、释、道三教融合及游侠风气的炽烈是其突出的标志。尽管三教兼崇，但儒家思想一直起着主导作用。朝廷规定科举试经义，并在各地办学讲解儒经，体现出唐代儒教的风范。唐代文人喜以侠士自命，将“侠”视为一种英雄气质。这种高扬的自我意识必然会给书法艺术创作打上深深的烙印。崇儒大体上指明了唐人的政治方向，游侠则更多地显示了唐人的人格精神。儒家虽不否认个人的尊严，却更强调礼教伦常的规范，要求个体情感与社会伦理道德相和谐，即要求个性人格从属于社会规范。儒、侠思想间的矛盾在唐人的心目中构筑起一种特殊的张力，使他们一方面遵守规范，一方面显露出个性自由的倾向。这也保证了唐代在协调社会与个人关系上能够取得相对的平衡。正是这种相对平衡的存在，才保证了在很长一个时期，唐代书法既尚法又不至于因一味地尚法而走上呆滞的道路，保持了一种非常有弹性的生命张力和鲜明的个性特点。

　　二、盛唐精神与中正楷法的确立

　　唐代建制以后，其审美情趣就开始逐渐由北向南推移。所以，唐太宗时代的审美趣味基本上沿袭了南朝;而太宗对王羲之的情有独钟，更是导致了“上之所好，下必随之”的局面。这不仅反映在书法创作上，也反映于书法理论之中。其重要表现便是对南朝书法大体上持肯定态度，对历代名家的评价也基本上沿袭南朝理论家的观念。

　　唐初欧、虞等书家精心营构的法度严谨、体式完备的楷法气象，成为后世书家学习的楷模和典范。其规矩之森严、法度之完备、风格之繁复，已达到了令后世望而却步的程度。唐代的书法家及书法理论家研究技法、法度的著作特别多，如欧阳询的《八诀》《三十六法》、李世民的《笔法诀》、张怀瓘的《论用笔十法》等。这些书论一方面从技法上廓清了结构与用笔之理，另一方面又将风骨之美与严密的技法牢牢地连接起来。他们崇拜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晋书风范。但“二王”书法如同天马行空一样飘忽不定，初唐诸书家都力图给这匹天马加上“辔鞍”(法度)。大家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自身的秉性，“各有灵苗各自探”，形成了各自的风格。然而，作为军事和政治上的征服者，初唐人对南方书法的接受也必然染上浓厚的朔北气息，从而最终实现对南朝书法的转换。其本质是南方书法在初唐不断被融合。于是，将精巧的形式与雄阔的气势相结合的审美理想便出现了：既要有深刻的艺术性，又要体现出儒家伦理道德规范。

　　“法”就这样初步地建立了，《九成宫》无疑是其代表。但唐代中正楷法是由颜真卿和柳公权最后来确立的。当然，也有学者说，颜真卿崇高的书法地位是隔代树立的，在唐代并未如此。如刻成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的《开成石经》，用的就不是颜、柳体而基本是虞体。众所周知，《开成石经》是由经学大师贾公彦、孔颖达订正经籍而完成的浩大的“文化工程”，其目的也是为了保证经典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因而其字体的选用应具有典范性。《开成石经》之所以选择虞体，笔者认为还是与唐太宗推崇南朝审美趣味有关。单纯从法度而言，欧阳询胜过虞世南。但在太宗的偏爱下，一度虞世南的地位超过欧阳询。这也是即使《开成石经》用了虞体最后虞还是不敌颜、柳的缘故。唐代完备的中正楷法是吸收了初唐欧、虞、褚等诸家之长，再融合了时代精神才最终确立的。它一方面是书体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历史的选择——盛唐精神对书法的观照。我们一般把“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这段时间称为盛唐时期。盛唐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盛”字。何谓“盛”?天朝大国、强盛大国、军事强国、文化大国是也。其时万国皆来长安臣服我大唐，这正是“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盛唐精神的必然结果。从唐诗来看，盛唐精神不是张若虚笔下的少年感怀，也不是陈子昂的一腔悲怨。它是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花落知多少”，是高适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是王翰的“醉卧沙场君莫笑”，是王之涣的“春风不度玉门关”，更是杜甫赞李白的“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说：“盛唐之音在诗歌上的顶峰当然应推李白。”同样，盛唐之音在楷法上的顶峰当然是颜真卿。苏轼曾在吴道子的画后作跋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平原，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作者胡长春）

来源:中国书画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