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9年的时候，画院还不在“白公馆”(汾阳路150号)，而在靖江路(今桃江路)上，当时学生进出走淮海路上的门，也就是今天的徐汇艺术馆旁;老画家们从靖江路的门进画院，在南边的一栋小洋房里工作，而60个学生的教室和寝室都在如今徐汇艺术馆后的一幢图书馆大楼里。下课后，我们通过一扇小门、穿过去到老画家的洋房看他们画画。

　　我记得看到我的老师江寒汀在图书馆大楼的地上画过一张尺幅很大的梅花，贺天健加的苔点，这是为北京人民大会堂所画。回忆起来，当时画院筹备之初的69位画师，现在只剩陈佩秋先生一人了，而我们当时读书的时候老先生们都还在。当时我们在美专读高中课程，60个学生基本都是十六七岁顽皮的年纪，每天吵吵闹闹的，据说贺天健先生建议学生和老画师们分开住，后来文化局安排我们搬去了陕西北路近北京路。

　　之后，1960年画院在“白公馆”正式成立，以师父带徒弟的方式招了陆一飞、邱陶峰、毛国伦、汪大文、吴玉梅五个学生，他们五个人也会来上海美专上文化课，而上海美专当时教国画的也是画院的老画师，比如程十发、江寒汀、唐云、应野平、郑慕康等都来给我们上过课，还有一半时间我们学习油画，主要由油画雕塑院的老师授课，张充仁、吴大羽、颜文梁、俞云阶等来教油画课。当时要求美术人才的培养要全面，要为工农兵服务。

　　1965年，我从美术专科学校大学部毕业，又分配到画院工作，一起分配进画院的还有张迪平、徐元清、严国基，除我们4人以外，浙江美院和南京艺术学院也分配进四个、美专中专部分进三个，加上画院原本的五个学生，基本上有十多个年轻人。当时筹备期间69位老画师还有40多位在世，画院开会，中间坐的都是老先生，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我和画院老先生们的接触渐渐多了起来。

　　至于我和画院老先生们接触，最早跟着江寒汀先生画画，老师对我特别好，那时他去苏州也带着我，让我跟在边上学。只是1962年江老师就过世了，后来唐云先生、程十发先生都指导过我画画，他们给学生时代的我影响很大，特别是程十发先生，他人物、花鸟、山水都行，是个全能画家，还有谢之光先生，工细和粗犷一路都画得很好。我觉得画家应该把面扩充一点，所以我尽管先前主要是画花鸟，但后来山水人物也都画。

　　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开始恢复创作，当时上海的十大宾馆开始接待外宾，需要大量的绘画装饰，老先生们就带着年轻人一起创作，最开始也不署名，只用一个“上海中国画院”的章，当时画了很多丈二的大画，现在想想也是极难得的。这期间对我绘画的帮助很大，我们画了以后给老先生看，请他们提意见，几乎每一张画他们都讲得很具体，给予很多经验。再后来国家开放了，画院会接待一些国际交流活动，我还记得当时和唐云先生一起接待过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现在回忆起来，同老先生的交流、和国际友人的沟通都对我自己艺术的成长有很大帮助。

　　我觉得西画比较注重写生、造型，而中国画重视临摹，通过临摹学习“笔墨”，而笔墨线条、气韵生动又是玄之又玄的东西，不像西画透视、解剖明确易懂。所以现在很多美术学院毕业的年轻人很难画出一张好的大写意中国画，所以像黄宾虹、齐白石60岁之后才成名，也是大器晚成。但现在很多年轻人画工笔，走的是西方绘画之路，写生之后，勾线、填色，看上去漂亮，但笔墨功夫不行。当时教我们的老师对中国画的笔墨线条都是比较重视和讲究的，要求线条可以立得起来，这需要多下很大的功夫。

　　我们画院有三种风格对我们对影响比较大，一是比较传统的，比如陆俨少先生，他特别强调传统的笔墨和形式，完全走中国画传统之路。二是林风眠先生，他洋为中用，以西洋画的形式表现中国画，但他既讲究造型色彩，又强调中国画意境。再就是程十发先生，他是融古今中外，熟悉传统，但融入新的元素，将中国的形式和外国的结合起来，画出的作品既有古意，但又很现代。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学习程十发老师的方法。既要有中国的优秀传统，但是画的作品又是现代的、能体现出时代的气息。去年我在画院开了一个“印象园林”展览，我希望自己笔下的园林既有中国画特色，又有时代气息。（作者杨正新）

来源:东方早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