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我参加的LISTE项目，当时这个项目的合作机构是巴塞尔电子艺术中心，作为本地非营利机构，我们合作了一个中国青年艺术家的群体展览在巴塞尔LISTE(青年博览会)中，有趣地是我们什么也没有卖掉，不同于很多画廊的表现，我们在颗粒无收的情况下，表现出了最大的欢乐和宽容，除了在莱茵河游泳，野餐和吃冰激凌、晒太阳，看艺术，做行为是双飞小组的每日必修课，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一个有趣的文化项目，而不是经营。反之，我在问及其他画廊的时候，得到的答案都是卖光了，这让我诧异，为什么他们都卖光了，而没有人买中国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当然这么说有些矫情，毕竟还有中国的其他画廊如站台中国，应该也卖得很好。

提及这些多少会让我思考为什么博览会也要扎堆出现?如巴塞尔博览会期间总有大大小小8个左右的其他博览会，如卫星笼罩整个城市。看展览和买作品都成了体力活，艺术或者当代艺术都会伤了身体。

现在应该追问艺术是否更好了?我们能看到更多有趣的艺术家和作品吗?这些在现在的运行制度和现实中都还无法解答，当陈词滥调成为常态的时候，艺术圈剩下的也就是相互取暖了，而这已经不是在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的情况，毕竟艺术的经济远比过去来的要强大。

博览会在展览馆，博览会在K11，博览会在西岸，最后有可能是最好的一个博览会，会被时间消耗掉吗?人们的热情会不会因为审美疲劳，而不再出现呢?到现在为止的Photo Shanghai可能是最好的一个，观众和摄影是否更近，这是群众基础和新媒体的胜利吗?

思来想去，也许是我们系统自身的问题导致了博览会如潮的出现，第一个缺席的恐怕就是博物馆，近年来被强调最多的是收藏家和拍卖，而不见博物馆收藏的身影，通常博物馆在给出具体的学术指标的同时，是应该通过收藏作品、研究和整理，最终再现这一指标的，如卢浮宫和蒙娜丽莎、泰特美术馆和罗斯科、MoMA和宋东、古根海姆和汪建伟、大都会和中国当代水墨，都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完成自身系统的循环。而中国现实中的博物馆、美术馆却没能完成这一终极藏着者的姿态，让中国自己的艺术史掌握在收藏家和画廊手中，甚至海外机构中，恐怕之后也就没有了话语权。另外一个缺席的其实还是公众，这些貌似来看展览的公众并没能形成真正的购买力，如同在巴塞尔闲逛的人一样，他们的目标是接受教育和观看奇迹，并没有将自己和艺术的情况真正的联系起来。当然很多人会说，这些人最后就是那些支持当代艺术的潜在人群，如果这样的说法出现在30年前，我还觉得确实如此，而现在“买就是创造”[1]的时代，和发扬的“我买故我在”[2]精神的现实中，到底购买与否，确实关乎着态度，这不是一个短时间能解决的事情。还有实际制度内很多环节与具体操作的缺席，如策展人在今天这个系统中的位置，以及艺术家过度生产的现实，都指向了一个看似活跃多样，实则简单匮乏的当代艺术环境。

几年前兴起的VIP ART FAIR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代表了新兴媒体和文化，所带动的新的对收藏和展览的挑战。我们在强调博览会这一古老文明的经济活动的时候，是否能更好的考虑艺术生产关系的循环，以及具体艺术家和公众的需求到底如何?艺术有时候是不需要屈就于一个不好的时代，也不应该在一个所谓的好时代过分谄媚。而艺术规范的完善，确实需要从博物馆、公众、画廊到艺术家之间，建立起更直接的联系，也确实需要那些能力大，有大责任的藏家和机构，真实地推动和建设这个系统。

[1]“买就是创造”是观念艺术家吴山专的名言，同时吴山专也将这句话付诸实践，并创作了一件同名作品。

[2]女性摄影艺术家芭芭拉·克鲁格作品《我买故我在》是对笛卡儿的名句“我思故我在”的颠覆，同时也是对消费文化的辛辣嘲讽。

注：原文刊登于《艺术客》2014年10月刊（作者李振华）

来源:艺术中国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