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专业的角度看，一个展览，最值得期待的除了作品本身，还有相关的学术研讨。就我的观察，近年的个展研讨越来越封闭。从一些会议报道可以看出，虽然场地气派，摄像师、速记员等一应俱全，但听众席上却常常空空如也，仅是几个嘉宾在研讨。这种情形和一般的学术论坛给人的印象出入很大，比如最近的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不少场次连地上都坐满了人，甚至不得不在场外设置同步视频。

据说，个展研讨现已形成新行规，即“发包”批评。艺术家只需找到某些有学术影响及媒体地位的“包工头”批评家，谈好细节及价钱即可，“包工头”自会去组织。这多半如一条龙打包服务的婚庆公司，根本不需自己去找主持人、灯光师、化妆师、礼仪小姐等，可谓与时俱进地为画家分了忧。不过，既然是婚庆，自然就不会找砸场子的人，受邀批评家碍于情面或因有费用，也就自然转型为表扬家。尽管偶尔会有节外生枝者，但下次几乎就没他什么事了。敢说话者被边缘，研讨会也总是被一些和气的老面孔占据着，名家个展尤是如此。

任何公共性的展览只要举办就无法避免批评，即便不设意见簿、不开研讨会，依然会在现场观众及展讯传播的受众中形成各种反馈。尤其是新媒体上，不乏真知灼见的真批评，有时候某些为江湖书画家站台的权贵甚至会被连带批评。因此，说中国当下没有批评或批评失语，并不完全准确。即便是个展的受邀批评家，其真正的内心意见也是有的，但因“受邀”，通常会含蓄一些或以完全相反的表扬话语去敷衍。所以，这时的研讨就基本上成了“朋友”式的表扬，甚至与作品无关。

批评因运行渠道及平台不同，内容会有选择性偏向，批评与表扬的两极话语也未必会同台交锋。比如，对一些烂个展劈头盖脸的猛批，顶多在朋友圈流转，而不太可能出现在正式研讨会及媒体上。偶尔研讨会上出现尖锐批评，但刊载时多半也会被掐头去尾没了锋芒。现实中，无论是自媒体的痛批还是正式媒体的猛夸，都让人感觉立场不够客观而索然无味。

发包式的封闭圈子研讨会，久之也失去了吸引力，甚至连批评家也没了兴趣。许多研讨会上，总是有人在会上说：“还有个会，我先说几句。”说完后就走人。等连续走人后，剩下的就不多了。最后几位发言者，即便发言完毕也不好意思再走了，因为说不定最后就只剩下一脸尴尬的画家在那儿了。

民国时期的一些美术期刊，不少批评堪称狠毒，二徐之争，模特风波还算温柔的笔仗。所以，你不会觉得这些发黄纸页上的繁体字无趣，而是立马来了精神。多年后的学人看到近些年太多“团结的、胜利的”研讨记录，会是怎样的感觉?

无论是学术型还是商业型，艺术家的个展往往投入了大量心血，也是对社会的精神奉献，自然需要批评的介入。而现在的批评机制和风气的不正常，造成了批评本身质量的不足。个展批评，要么是研讨会上的“发包”表扬，要么无人问津或是自媒体上的乱骂。即便有批评家觉得与之无任何关系的某个展览值得批评，文章写就后也几乎无发表机会。个展批评多为人诟病，网络与现实走向了两个极端，改变这种困境，批评的媒介与方式怎样并不重要，多一些对批评的宽容、多关注艺术本体，少一些人情与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近来看到有报刊开设批评栏目推介一些具有潜力的艺术家，并随机向几位批评家约稿，要求每人写上三五百字的短评，各自不需见面，被谈论、批评的作者一般也不是名家大腕，因此正面鼓励和提出具体问题基本能够出于本心，比较客观。尽管这也是“发包”，但避免了情面和利益的因素，批评少了勾兑，因字少也杜绝了空话，至少是对正常批评的一种有益探索。（作者范美俊）

来源:中国文化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