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书法研究个人心理，了解个人的心灵。西汉扬雄便提出：“书，心画也。”清刘熙载在《艺概》中说：“扬子以书为心画，故书也者，心学也。”自唐之后，科举取士，书法也是评定标准之一。这标准不在考测才学，而是甄别性情和人品。今天西方企业选取工作人员也往往采用这方法，字迹学家的报告也列为参考根据。当然中国书法理论虽涉及字迹学的问题，但并未建立一门字迹学，因为谈书法究竟是谈艺术欣赏。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国的书法欣赏透过审美，还是归到欣赏人自身，欣赏人的品格性情。我们赞美书法，不说：“这幅字很美。”因为这样说是一种着眼于纯粹形式美的说法，乃含有贬义，意味着这字很漂亮，讨人喜欢，但是没有特色、没有个性;只是华丽的衣裳，不见人。傅山说：“宁拙毋巧，宁丑毋媚。”便代表激烈反对写漂亮字的意见。我们欣赏书法通常用的赞词是：遒劲、古拙、苍老、飘逸、典雅……这些词描写作品的风格，同时也便涉及书者的心灵境界。所谓“心灵境界”是书者先天气质、智慧和后天经历、教养、努力等所共同形成的心理结构、内心世界。

　　通过书法研究集体心理，了解民族性和文化精神。在世界文化中，唯独中国文化产生了书法，阿拉伯国家虽然也有书法，但是以装饰意味为主，和中国书法以表现为主有本质的不同。西方所谓“书法”(calligraphy)更局限于招牌、广告和印刷装潢。在西方，相当于中国书法的是雕塑。在西方，雕刻与绘画并称;而在中国，书画并称。书法是一项高层艺术。苏轼说：“诗至杜子美，文至韩退之，书至颜真卿，画至吴道子，而尽天下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可见书法的精神内涵和诗、文、画是相等的。

颜真卿书法《多宝塔碑》(局部)

　　读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可以看到书法所容纳的中国人文精神。他说：“书虽小技，其精者亦通于道焉。”他(《述学》第二十三)所提出来的学书程序和修养是非常苛求的。他先提出广临众帖的原则：“学者若能见千碑而好临之。而不能书者未之有也。”(《购碑》第三)临写是摹仿一家的用笔、结构和章法，然而不得是皮相的依样画葫芦。梁山献所谓“学古人须得其神骨，勿徒貌似”(《评书帖》)，也就是说通过运笔用墨的摹仿潜入古人心态，了解一种性格、精神。用今天的话说乃是一次灵魂的探险。临千碑乃是体认多样不同的内心世界。通过这样广泛的认识扩大我们自己的胸襟，补救自己的弱点缺陷。如项穆所说：“人之资禀，有温弱者，有剽勇者，有迟重者，有疾速者。知克己之私。加日新之学，勉之不已，渐入于安。”所以临摹功夫是了解别人，也正是塑造自我。康有为虽然大肆鼓吹北碑，但是他要求学者把中国文化史温习一通，把中国文艺流派的各种风格意趣涵泳在心，陶冶为自己的血肉，酝酿为蜜，锻炼为金，落纸为云烟，而呈现出个人的神采气象。在《学叙》第二十二有一段话值得录在这里：

　　能作《龙门造像》矣，然后学《李仲璇》以活其气;旁及《始兴王碑》、《温泉颂》以成其形;进而为《李超》、《司马元兴》、《张黑女》以博其趣;《六十人造像》、《杨翠》以隽其体，书骎骎乎有所入矣。于是专学《张猛龙》、《贾思伯》以致其精，得其绵密奇变之意。至是而，习之须极熟，写之须极多，然后可久而不变也……

　　这一大段文字是描述一种个人书风的形成，实际上也是一个平衡、健康、充实的人格的形成：有骨、有肉、有血、有力、有精、有神、有朴、有趣……

　　然而真正的书法家并不把眼光局限于书艺。遍临碑铭，出入名家也还不够，书法家要关心的还在书法之外：

　　驰思造化古今之故，寓情深郁豪放之间，象物于飞潜动植流峙之奇，以疾涩通八法之则，以阴阳备四时之气。新理异态，自然佚出。(《缀法》第二十一)

　　“造化”指大自然，“古今”指历史。首句指对自然、对历史作广泛的认识。“深郁”和“豪放”可说是中国诗学的两种主要倾向：杜甫是深郁的、内向的，代表儒家精神的;李白是豪放的、外向的，代表道侠精神的。“象物”一句说对万有形态的观察。“疾涩”一句说对书法造形原则的掌握。至于四时阴阳之气，乃是生命盛衰之不同状态：春季的萌发滋润，夏季的茂盛蓬勃，秋季的成熟丰满，冬季的冷峭高洁。纳摄这一切方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书法家，所谓“新理异态，自然佚出”。

　　有如此的书法家么?我们至少可以说这是康有为所设想出来的书法家，这个书法家的背后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实体。他写出来的书法是整个中国文化矿藏所提炼出来的结晶：这样的理想的书法家，也是一个理想的中国文化人。这样的书法家大概是不存在的，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书法和中国文化的密切关系。对于一个画家，我们并不如此要求，我们没有看到有人对画家列出如此庞大又周密的学习课程。

　　大概一般的书法家并不认识到他的作品的全部内涵，无论他写的成败，作品总是要反映他的性格、学养和经历的，并间接反映时代风尚与地域影响。假定他服膺康有为的说法，按照康有为所提出的教程发奋做去，也不一定能达到康氏所要求的标准，因为创作性的书法既然是“心画”，就得率真、诚实，让内心得到放松而自然流露.勉强不得、矫情不得、欺骗不得。苏轼说：“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

苏轼书法作品《前赤壁赋》(局部)

　　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它吸引我们去反思、探索它的秘密，然而既然是心灵秘密，它同时拒绝成为研究的对象。中国人活在其中，它属于我们的心灵，心灵本身要对自己动刀解剖是很困难的，也是极为痛苦的。关于这一点，鲁迅在《野草》的《墓碣文》一篇里描写得十分简要：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性何能知?……

　　……痛完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中国人从哲学步入书法，乃是从理性思考回到活泼的生活，从彷徨求索而得到安顿。谁愿又游离出此“游于艺”的心情，回到观察分析的紧张和不安?

　　像卢梭那样的忏悔，达尔文那样把人纳入冷酷的自然律，弗洛伊德那样挖掘潜意识的情绪……在传统中国眼光看来是不近人情的。这大概也是中国文化取向的一个特点。

《天发神谶碑》又称《吴天玺记功颂》，三国吴天玺元年(267年)刻。吴的最后一位君主孙皓因天降符瑞而立碑记功。石旧在江苏省南京市天禧寺，后多次迁移，清朝嘉庆十八年毁于火灾。

　　今天世界各文化互相撞击、互相吸取养料、互相争取生存的权利，100 年来中国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观点反思此文化的特征，其优越和缺陷。造形艺术是一个好的研究对象。西方近代哲学家讨论塞尚、梵高的画，精神分析家讨论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米格朗基罗的《摩西》……进而借之解剖西方人的灵魂。书法是我们特有的艺术，我们一代又一代摹写不止千百万次《兰亭序》、《祭侄文稿》、《天发神谶》、《石门颂》、《金刚经》……仿佛中魔、仿佛患了神经官能症，纠缠在我们内部的是怎样一套结构?我们如何去分析、透视、阐说?如何在其中看出我们特有的敏觉、智慧、文化取向?西方人近年对中国书法也发生很大的兴趣，书法究竟有怎样的普遍性?我常听到比我年轻的朋友说：退休之后要去练书法，每天写一篇字。他们的这个设想似乎来自远古、神秘，而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何有这样的欲求。书法仍是我们向往的表现工具、最后的寄托，亦是认识我们自己的最好的镜子。

　　(原载于《中国文化报》2008年2月28日第006版)

　　作者简介：熊秉明 (1922--2002年)，云南人，生于南京，著名数学家熊庆来之子，著名法籍华人艺术家、哲学家。集哲学、文学、绘画、雕塑、书法之修养于一身。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4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哲学，之后转入巴黎艺术学院学习雕塑。旅法期间的艺术创作，以雕刻为主，但对绘画、书法、文学也有涉猎，曾以一系列动物主题的铁焊作品及石膏水牛题材作品闻名。1962年起执教于巴黎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曾任中文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同时从事书法实践与教学研究，1983年获法国教育部棕榈骑士勋章，1989年退休。著有《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关于罗丹——日记择抄》、《展览会的观念》、《回归的雕塑》、《看蒙娜丽莎看》、《张旭与狂草》(法文)等。（熊秉明）

来源:中国文化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