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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过世半个世纪后,突然咸鱼翻身,成就重被提起。这种事大概只会在艺术圈,才会成为可能。而一旦有这等事出现,当事人肯定多少有些生不逢时。
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市面上盛行各种浪漫情怀,都是关于受挫的天才人物,面对愚昧的群氓和时代,做出高贵的抉择——为了身后永恒的荣誉,摒弃庸俗的现世功名。随着了解更多的历史,人们慢慢发现创作家和世俗欲望的关系,比起市面上的鸡汤配料,可要复杂多了。艺术和社会的关系首先是交换。用于交换的物品,都要贴标分类。这样做的好处是有效率,代价是总有高品质的产品,在市场上无处安身。人们经常提起的梵高,就属于这类情况。一个新手进入当年的市场,风险最低的策略就是重复保守学院派的做法,画裸女,画土豪,画领袖,画阿拉伯风景。对于口味较为自由派的受众,新兴的印象派正好替代性补充,做为新型身份标志。任性有钱都市化,直到今天也是很多人的追求,不是吗?
梵高、塞尚、高更,这一批前迈进半步的探路者,生前混得都不好,首先就是难于归类。等到市场腾出新空间,还没来得及为那些苦苦奋斗的脱队者命名,更为激进的生面孔已经一拥而入,两肘如同利刃,顷刻之间盆光碗净。他们甚至还曾受益于前者的探索,比如毕加索之于塞尚,马蒂斯之于高更,但是赶上了最佳的进场窗口。历史上,这种现象屡屡重演,直到后人蓦然回首,从旧矿当中看到新苗。
这段时间,一个美国现代画家的回顾展,就有这种性质。斯图亚特·戴维斯死于1964年,于今已有五十二年。在美国造型艺术的历史上,这个徘徊在光影交界处的三不管地段的特殊人物,光芒始终被那几个划时代明星掩盖。他和爱德华·霍珀一样,出自罗伯特·亨利旗下的阿施坎画派。这批画家一般出身东岸工业区的普通人家,没有卡萨特、萨金特那样的欧洲式的文化背景,政治上也相对左倾。然而阴差阳错,他出道很早,甚至参加过1913年那届纽约军械库大展,当时只有20岁。那是美国文化史上的一次里程碑事件,欧洲激进的现代主义风格、思潮和技法,由此直接进入美国。
或许因为这次经历,他的画风总体倾向于现代主义。他的代表作,从《来自罗克波特的回响》、《打蛋器》到《摇晃的风景》,来自巴黎的影响都十分明显,特别是布拉克、毕加索和莱热。事实上,他直到36岁才有机会远赴“光明之城”,描画那里的街巷风光,但那已是大萧条的前夜,没过多久,美元币值就像美国崩盘的股市,不再能够支持他旅居海外的开销。从气质上说,他的作品属于纽约,那些热烈而充满动态的色块对比,更像商业广告。那种造型的主观性,和他经常沉迷于爵士乐和烈酒的双重作用有关。哈特·克兰,那个以歌咏布鲁克林桥闻名的同时代诗人,在这方面和他或有一比。他说,艺术不是经验的复制,而是经验的延伸。
以上因素,赋予他的作品难以归类的品质,但也使他长期难以脱颖而出。仍拿师出同门的霍珀为例。这位坚持写实风格的画家,也是很晚才有足够积蓄亲履欧陆,同时坚持自己的美国做派。然而他笔下景观,不动声色地渲染出萧条年代的荒寂氛围,更加符合人们心目中——那个由加油站、小旅馆、路边餐厅和荒废的铁路——构成的美国。他甚至影响了所谓“黑色影片”的摄影风格,继而通过新式影像的推广,进一步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此后,发轫于欧洲的抽象绘画也在转世美国的过程中,找到了杰克森·波洛克这样的化身。之后则是安迪·沃霍尔、罗伊·里奇腾斯坦的波普艺术,实现了更加美国化的表达。而所有这些,在戴维斯的作品中,早就有了预言式的展现,而且直到他从未完成的遗作《结束(Fin)》中,始终都被坚持着。
斯图亚特·戴维斯的回顾展,由大都会博物馆的布鲁耶尔分馆和美国国立美术馆合办,成为纽约重量级的文化活动。该展后半段,将于下月移至华盛顿。那里另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展出。(作者 李大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