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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杭州的书法可以涵盖半部中国书法史”。虽然这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然而书法的确是杭州的一张闪亮名片,我们应该好好地珍惜它、展示它,为它添彩。
浙江是一个书法大省,这是确定无疑的;而杭州又是浙江书法的重镇。全国有两个国家级的美术学府,一南一北,北的是位于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这南的就是位于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杭州还有“西泠印社”,是印学最具权威的团体,代表的是国家级水准。杭州的书法碑刻也是一座宝藏,以“杭州碑林”为主导,加上西泠印社碑刻、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碑刻、岳王庙碑刻、各佛寺古庙碑刻以及散落在众多山水之间的碑刻,汇成了一座内容丰富的传统书法碑刻群,是杭州书法的一大景观。杭州又是全国书法名城之一。从历史上看,书法大家层出不穷,既有开一代风尚之领军人物如褚遂良、苏东坡、米芾、赵孟頫、董其昌、康有为等,也有历代帝王领袖在书法上大有作为者留下的墨宝,还有众多的文臣武将能书者留下的珍贵遗产;甚至也不乏一些野逸之士中的书法名人,凡有这些都应该是杭州人的骄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要了解了杭州书法史,就了解了大半个中国书法史了。
一个城市的书法发展与这个城市本身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城市的发展是文化艺术发展的前提,而文化艺术的发展又是这个城市发展的精神表现形式。杭州虽然在秦代就已经被设为钱唐县,但那时还很不发达,原因是当时的钱塘江流域还是一片海涂。一直到南北朝时期的梁朝约800年间基本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中,梁朝时期的侯景设钱唐为“临江郡”。从此开始,杭州“终于成为一个区域的中心”了。从书法史上看,从三国到六朝这一段时间是中国书法大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书法称为“六朝书法”,“北碑”“南帖”两大主流同时发展,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书家们,已经将楷书、行书、草书都相继发展到了历史顶峰。而杭州却因为城市建设落后于时代,终究没有出现什么书法大家。隋统一以后开凿的京杭大运河完全改变了杭州人的命运,直通南北的运河成为决定城市经济命运的纽带,处在这一纽带链关键位置上的杭州,不久就超过了原来自己所附属的扬州郡和会稽郡,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发展中心。与此相适应,杭州的书法艺术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标志就是一入唐朝就出现了像褚遂良、孙过庭、贺知章这样的书法大家。不仅如此,自此以后,杭州的书法就一直兴盛不衰,延续到现在。如果我们列举一下宋以后在杭州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具有全国意义的大书家,可以列出一长串,在此可以捡其最重要的列举之:宋代蔡襄、苏轼、米芾、赵构、林和靖、岳飞等;元代赵孟頫、管道升、鲜于枢、杨维祯等;明代董其昌、文徵明、徐渭、陈洪绶等等;清代金农、赵之谦、邓石如、“西泠八家”等;民国康有为、吴昌硕、弘一法师等;建国后毛泽东、沙孟海、张宗祥、黄宾虹、潘天寿等等,此中皆以举凡为书法史上不可或缺之人物,至若名气略次而也卓有成就者,则不计其数矣。
袁枚诗曰:“江山也要伟人扶,人化江山即画图”。这话说得好,江山之所以好是靠人“扶”出来的。“天下西湖三十六”,为什么杭州西湖最有名?就是因为有了历朝历代的英杰们在这片天地上创造了非凡的功绩,也包括以上列举的这些书法名家们所创造的艺术伟作。黄鹤楼偏居一寓,却因崔颢的诗而成名,复因李白的诗而增名;滕王阁已废,却因王勃的《滕王阁序》而名扬千载;绍兴的“兰亭”原来不过是郊区农村的一个小亭子,却因为王羲之的《兰亭序帖》而成为全国的书法圣地,游之者络绎不绝;杭州难道不也是先人们用他们的创造性成果“扶”出来的吗?当我们徜徉苏堤的时候不免会想到苏轼,遥望白堤时也不免会想到白居易;而孤山上“西泠印馆”的晚霞、岳庙里的“还我河山”匾、灵隐寺上那块“云林禅寺”匾额,又怎能不触发我们的肃然起敬之情呢。当我们在风景名胜处看到那一幅幅精美绝伦的书法匾额或对联时,我们也不得不感谢历朝历代的书法家们。
自古以来在杭州出生又生活在杭州,或者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而创造了书法杰作的艺术家们,以及出生在外地而来到杭州居住或者来到杭州停留又为杭州人民带来了书法艺术享受的艺术家们是值得我们尊敬的。我们要感谢他们的伟大创造,更要爱护他们创作的宝贵财富;同时我们也要努力宣扬他们的历史功绩,并且将他们的成果发扬光大,这才是对他们的最大爱护和尊敬。(作者 朱飞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