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说，唐初王羲之书法“不激不厉，风规自远”的儒雅风格迎合了此时的审美趣味，加之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极力推崇，导致了初唐时期“独尊王羲之”局面的形成。然而进入盛中唐以后，国力的强盛使人们充满信心，社会高度开放，当时有一百多个国家与唐朝交往，大量西域文明的传入与传统文化激烈碰撞、融合，迅速促进了审美观的改变。初唐华艳清绮的文风转变为盛唐的豪放雄浑;初唐的瘦硬姿媚书法转变为盛唐的雄壮豪放……这种审美风尚的转变引发了对王羲之的批评。傲岸不羁的李白狂放不羁地喝道：“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文坛领袖韩愈在《石鼓歌》中称“羲之俗书趁姿媚”，其原因在于当时的审美风尚更欣赏雄壮的书风。张怀瓘亦是如此，批评王羲之书法“无丈夫气”、“乏神气”，这正说明当时的审美风尚更倾向于雄强、伟壮。显然王羲之秀雅、灵巧、俊逸、柔媚的书风与新的审美观不合拍。其实对于张怀瓘批评王羲之一说的引述可谓以大换小，偷换概念。而对于整个论说，显为以偏概全、后知后觉之说。尤其是对于李白和韩愈的言辞，严重脱离两者的生成语境，其说自然有失偏颇。

　　李白是在一首诗中涉及到王羲之的。李白的诗歌名为《草书歌行》，是为怀素的草书唱赞歌的一首很特殊的诗：“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其在颂扬怀素草书的同时，列举了几位书家来进行比照甚至打击，借古论今，以抬高怀素的草书。请注意，始终所有的颂词解释针对怀素的草书，所有的语境皆是因草书而发生，所举的三人中，张芝和张旭，虽然不同时代，但后世号为草圣二张，那么显然，王羲之此处所指书体也必然指向于草书。“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义不师古。”

　　草书可以说是一种情感表现力最强的书体，无论从笔画、结体以及章法等各个方面来说，自由度也是最高，个人的发挥性也必然是最大的。王羲之处于今草刚刚产生的时代，自然不可能创变出唐代那样激情澎湃、挥洒自由的大草书法。拿刚产生时期的今草与唐代的大草作比，显然不能具有什么说服力，更不是专业性的一种阐释。故“古来几许浪得名”的评述，不但不符合书法史实，更有不懂书法之嫌，因此这句诗和后面的那句“张颠老死不足数”一样，只是符合李白这样一位浪漫主义诗人身份的一种狂语罢了，实在没有任何的专业理论价值和书法审美价值。从传为李白所书、书风更像宋人尤近黄庭坚的《上阳台帖》来看，真假先不说，其书法水平尚不足以抗衡大家。“不以能书传”(黄庭坚语)的李白作为一个文学家和浪漫主义诗人，其观点原本就有夸饰之嫌，说服力自然有限。何况其诗歌语境当中也只是讲的草书，根本未涉及王羲之的其他书体。那么，这样的连书法审美都未能涉及的两句诗，怎么能够说是代表时代审美风尚的一种棒喝呢!退一万步讲，即使它代表了时代的审美风尚，恐怕只是借古喻今的一种艺术手法而已，其实与贬不贬低王羲之和张芝的书法成就无关，王羲之和草书二张只是一冤大头而已，其实这三人的名字换上谁都不重要，可以换上任何三位著名书法家的名字，表达的意思和效果都一样。倒霉的是，恰好这三人能够代表李白那个时代之前草书艺术的巅峰成就，就被李白拿来，为颂扬怀素而当了一回冤大头。（作者蔡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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