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山：公知·官知·私知

(一) 劣胜优汰法则

优胜劣汰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法则，此后斯宾塞等人将其引入社会领域，称之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望文生义，理解起来并不困难。关于优胜劣汰的概念，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坏境，或者，在一个竞争比较充分的坏境，优者胜出、劣者出局不存在争议。社会达尔文主义一向名声不好，种族主义者、殖民 主义者喜欢用它做招牌。在成熟的文明社会，人们对优胜劣汰的概念是抱有警惕的，因为社会毕竟不是丛林，弱肉强食听起来血腥味重，不干不净，让那些正义感强和道德感强的人十分反感。

问题来了，优胜劣汰名声有点污，然而作为法则，它对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却是不可小觑的，或者，借用丘吉尔对民z制度的论说，它至少是最不坏的一种法则。既然它是最不坏的，那么，自然还有最坏的，是什么呢?我思来想去，只能是它的反面：劣胜优汰法则。听上去有点奇怪，劣者把优者淘汰，而且还成了法则，怎么可能?因为所谓的法则，大家都清楚，它表示一种普适性，以及一种强制性。

在某个社会环境中，在某个现实情景里，宵小粉墨登场，劣者大行其道，以经济学的术语说，叫做劣币驱逐良币;以民间的说法，叫做李鬼打败李逵。事实上——不管你承不承认，我们一不小心就被劣币和李鬼的汹涌势头給围困了。

不久前，我的一位朋友来访，茶没喝上几口，便开始愤世嫉俗了，声称，我们面临的种种无序、脏乱、不义、危局都是因为市场化，坏人当道，人们利欲熏心，一切向钱看，人心坏了，人心坏便一切坏。朋友头头是道，旁征博引，只可惜与常识相悖，起点错了。在我们的现实里，有一只无形的手，与亚当·斯密的所称的那只手不同，它不叫市场，叫权力。

请注意，千万不要混淆这两只不同的无形之手，市场有市场的法则：优胜劣汰，权力有权力的法则：劣胜优汰。要做到劣胜优汰是有难度的——所谓优，所谓劣，关键在标准。劣者胜出，必须先把标准移位，使其扭曲和失范。譬如，谁有本事把白的说成是黑的?香的说成是臭的?丑的说成是美的?读过莎士比亚的人都知道他的那个夸张的比喻。从我们的切身体验上说，金钱固然霸道，具有统治力，但是，与为所欲为、予取予求的权力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 1985 年7月，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研究生李小山的《当代中国画之我见》一文在《江苏画刊》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画已走到穷途末路，只能作为保留画种，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在世的国画大师，引起美术界一场轩然大波。10月，《中国美术报》以《中国画已经到了穷途末日的时候》为题摘要转载，在中国画坛引起一场持久而激烈的争论。

人们通常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称之为“新时期”。它“新”在哪里?常识告诉我们，一些人引以为骄傲的所谓“思想解放运动”仅仅是配角，况且，其实不存在这个“运动”——如阿伦特对一元权力结构的分析，一切社会舆情、一切社会动向都在严控和操纵之中。地上的“思想解放运动”界限明显，何时放，何时收，人家自有调度。至于地下，即使“解放”了，也不具备大面积的覆盖力。

市场化的力量是可见可摸的。它撬开了紧闭的生锈的国门，链接起世界，使铁板一块的一元化权力结构或多或少松动和摇晃。换句话说，“新”的基础主要是市场化，“新”的果实主要也来自市场化。可惜我们的市场化是半吊子，不充分，不完全，怪力乱神频发，算是一种报应。还记得“把权力关进笼子”那一段吧?一些人因此懵圈，煞有介事地讨论起来：关权力的笼子的钥匙应该放在谁手里?可以这么设想，这只笼子无限大，七七八八全关在一起——正如在关老虎的笼子里同时关着猪、牛、羊，啥都有，钥匙在谁手里还重不重要?

我对我的朋友说，在市场的舞台上，容得了各种人各类物，而愚蠢的人和无能的人是难以立足的，就算有人交了狗屎运，挖了几桶金，也保不长。若在权力的阴影下，什么都难说了。我常常听到、看到某人、某某人一转眼竟然身居要位了，发号施令了，心里就发笑：果然是劣胜优汰，而且，这个法则在权力结构里简直牢不可破。这些人除了这个禀赋：识时务、见风使舵之外，别无专长。在德性、学识、智力、能力均在三流以下，甚至等而下之，这些某人、某某人一个个左右逢源、风生水起，这便是这个法则的牛逼的地方。

此种状况一旦凝固和常态化，整个社会风气和人的精神气质将因此矮化、平庸和猥琐。对比之下，市场的无情竞争，是让各类人才冒尖，通过他们的聪明才智和无穷欲望增进社会福祉。历史证明，市场有其天然的伦理优势，也有其天然的公正性。市场化的缺陷多多，却抹杀不了它是一股进步力量这一事实——你看，张维迎他们的喉咙都喊破了：企业家精神!权力结构里何来企业家精神?我得赶紧补充一句，越是良性的社会越需要各种力量互相制衡，市场的边界之外还有法治、法律、法规这些系统的建构和完善，否则，它也会失控，变成一只巨大的怪兽，反过来吞噬它自己造就的一切东西。

最后，我的朋友讪讪地自嘲：我们终究是吃瓜群众而已，还是洗洗睡吧。我笑道：我们确实是群众，不过放在以前，连瓜都没得吃。

(二)公知·官知·私知

许多人特别喜欢骂知识分子——尽情尽兴地骂，刻骨仇恨地骂。按人情世故看，骂什么人总得有骂他的理由，不骂工人，不骂农民，不骂军人，不骂很多该骂的人，眼睛单单盯着知识分子，恶言恶语单单喷向知识分子，是因为知识分子真的像骂知识分子的人认为的那样不堪?那样肮脏?那样不成器?况且，骂知识分子的人一般都是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军人，以及其他各色人等，他们都有自己要做的事情——除非上头号召，要搞一搞知识分子了，他们会朝知识分子身上踢几脚，扇几个耳光，放在平时，他们没有空闲，知识分子是什么东西，他们懒得关心。

粗看之下，知识分子是一个族类，是一个群体，饭碗差不多，靠出卖脑力吃饭。在我们这样的社会，出卖体力的人似乎差异较小，就像田径场的运动员，跑也好，跳也好，反正各使各的力气便是。出卖脑力的人就复杂起来了——有治人者，有治于人者，治人者高高在上，绝对不愿意自己混同于处在屋檐下的治于人者。所以我觉得，骂知识分子之前，至少应该先做一个区分，划出一个界线，以免乱杀乱砍，伤及无辜。

大家记得“臭老九”的称谓吧?知识分子排位可怜，而且还臭。你可以轻描淡写说：因为那个年代野蛮、反智、荒唐等等，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不能一概而论了。这是当然的，如果当今知识分子还是“臭老九”，总设计师形容的那个“球籍”或已开除了。

所谓“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只不过不像以往，一味地打骂、罚跪，按资中筠先生的概况：几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是四个字：颂圣为奴。都是奴了，还有什么可说?我想提醒一句，“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是形式的改观。表面上，各种利诱扑面而来——我指的是表面，明摆着，利诱当前，只是眼睛能够看到的东西。

其实，骂知识分子是拣软柿子捏，至多只是指桑骂槐，也就这点本事。有句大家熟悉的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皮就是那副见得着的皮，能指望毛好到哪里去?把知识分子做一个区分，划一个界线，意在表明，这个“族类”分化十分厉害，已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不管任何话题，知识分子之间都是尖锐对立的。譬如，对上世界文化大运动这段历史，有的诅咒有的赞美;对宪政、民z问题，同样是有的欢呼有的抵制。按理，这么浅显的道理无需争论。就像有人偏说，雾霾有助于阻止侵略、保卫国家。你敢说便便也可以吃吗?

如果追问根源，仍是因为知识分子的性质没有变化，“毛”与“皮”关系照旧。民间有个说法，叫做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是的，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参照先发国家的知识分子发展史，这边的知识分子在这样的“真理”面前要么臣服，要么把脑袋插进沙堆，想有所作为，是做白日梦。

公知是近年来才有的称谓。知识分子对公共领域的事务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发声的平台在哪里?众所周知，传统媒体是没戏的，连条缝隙都没有。网络和微信这些新媒体逐渐出现，公知才露尖尖角。

据我看到的几份国内外媒体列举的公知菜单，发现一个特点，同样是对公共话题发声——鼓吹“宇宙真理”和“大海星辰”的人，鼓吹上世纪文化大运动的是制度新创新的人，鼓吹“国父论”的人，鼓吹把儒教当成国教的人，鼓吹北朝鲜社会制度优越的人，统统给剔除在外。说明了一点，宪政和法治和自由、平等和人权等等普世价值观，是公知的标配。

像任何社会群体一样，公知内部成分复杂、良莠不齐——有坚持理性并且善于深度思考的人，对历史和现实问题做出了符合真相的判断，既是启蒙，又是前瞻;有在观念中迷路的人，口诛笔伐，排他性强，稍有不慎便会变成另一种意识形态模型;也有面目不清的人，跟着喊口号，搏出名;这也是公知常常被污名化的证词之一。公知遭受排挤，腹背受敌，难以为继。他们的声音很小很小，影响力相当有限。让人疑惑：思想界、知识界、文化界这种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反倒是思想、知识和文化荒漠化严重的地方。公知是里面几棵小树，改变不了半点属地的性质。

官知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群体。既然服务对象明确，就无所谓说套话空话，反而纯粹起来。其中夹杂某些貌似超脱的人，学问大，也玄乎，抽丝剥茧才会发觉他们要当国师，当国师有前提，得先跪拜，三呼万岁。官知聪明、世故，一切了然于心。他们也刻板、没有个性，屁股决定了头脑。郭沫若有做革命“喇叭”的表态，鲁迅则有“革命工头”、“奴隶总管”的揶揄。毕竟是大先生，目光如炬——看得远，很很远。

官知讲原则性，只解释，不解决，反正天不变道亦不变，跟着混就是。查阅他们的雷人言论，我都感觉会笑出内伤来。照说，他们不属于智商低下的人——说到智商这件事，我想起几个熟人，属于官知，春风得意马蹄轻，那派头，仿佛预定了他们儿孙几代的幸福生活。他们实际上懂得“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这个朴素道理。私下里，他们善恶分明、头头是道——注意，只是在私下里。在场面上，他们永远摆出一副正确的面孔，一张口，联播节目就自动开始了。

私知人数众多，散布在社会各个角落。公知和官知加在一起也不到私知的多少分之一。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是冰山的底座，决定了知识分子的总体分量和质量。

在我身边，这类人格外的多，两耳不闻世事，一心专想自己。形格势禁，日积月累，私知早已定型。他们打着各种小算盘：通往官知的路太挤了，公知又不靠谱，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是为上策——这个想法不可耻，社会分工决定了各自的位置，社会也是靠了这样的分工维持运转。曼德拉有一段话挺好：不要习惯黑暗就为黑暗辩护，也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勇敢的人。这就是了，私知在各自的圈子里可能是学者、专家，精于自己的专长，都有自己吃饭的家伙——如果仅仅因此把自己定位在是个吃饭的家伙，总让人感到稍微的不够，稍微的遗憾。

公知、官知、私知之间会有交叉和重叠，会有中间地带，但不管怎样——如前所说，恳请那些动不动就喜欢骂知识分子的人稍加慎重，开骂时别自己扇自己的嘴巴，尤其是，别一竿子打落一船人，因为被你打落在水中的人里边，有许多是代人受过的人。

(三)雾霾里的精神生活

在聚光灯下，人们总会看到莫言缩头缩脑的模样。这是令人奇怪的，头上顶着诺贝尔奖的金字招牌，众人钦羡，不该是这么一副样子——有点儿耍宝，有点儿自贱。话说回来，人家现在像风筝，飞到了高空，吃了天风，怎么做都是有其理由的。我由此想起了雾霾——听上去风马牛不相及，人是人，雾霾是雾霾，是不是太扯了?

▲ 北京雾霾街景

我的本意不是评价莫言如何如何，我想说的恰恰是雾霾。因为，对于那些个翰林学士，他们自有他们的道行，历来如此。雾霾就不一样了，与我们每个人的生存和健康息息相关——不过我得赶快说，我并非在此提出保护环境的建议。保护环境事关重大，国外国内，上头下头，呼声够高，想必人们听过柴静女士的呼吁，在这个问题上，大家都没闲着。

此刻，我倒是记起另一拨好心人的劝告：雾霾没有那么可怕，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时间长了，自然慢慢适应了。劝人凡事要适应，用意何其良善。记性稍好一点的人，该记得声情并茂的妙文“含泪劝告灾民”，以及振聋发聩的诗篇“做鬼也幸福”。好了，反正咱没去过阴间，弄不清鬼长啥模样，幸不幸福。倒是感觉这世上的鬼真不少，活灵活现，在光天化日之下招摇过市。对于这类鬼，姑且給他们起个名字：劝告鬼。雾霾肆虐的时候，劝告鬼尤其惹眼。想想真是，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区别，比人与猿的区别还大。

退一步说，这“适应”二字又确有其功效。身处雾霾，一时找不到有效的办法，又不能捏着鼻子把自己憋死，只好“不大惊小怪”，只好“慢慢”地适应起来再说。放眼神州大地，大家都这样，不适应是一时的，适应是长久的;不适应是偶然的，适应是必然的。再翻翻古旧历史，问题更清晰不过，老百姓都已做了几千年贱民，确实适应得不能再适应——岂止是适应，而是彻底适合了。我的朋友面对世事人事常常感慨：脱贫容易，脱贱难。这是肯定的，因为，贫是在变化中，有时贫，有时不贫，某些朝代竟然还有一点富裕。换句话说，贫是变量，贱是命数。

我不擅长隐喻的办法，拐七拐八，使人不知所云，但是雾霾与隐喻在现实中筑起了一个巨大的结构。在某些场合——例如会议、讲座之类，我与我的某些同行或同事同坐一条板凳，间隔不过十公分，心却相距十公里。学者论证这是当下社会的“原子化”现象，按俗话的说法是“一盘散沙”，照网络的新词叫“吃瓜群众”。原子化也好，散沙也好，吃瓜群众也好，这是我们的生存境况——在精神上、价值上、体验上缺乏共识，像雾霾中的一座座孤岛。

上海学者葛剑雄言之凿凿：当代的整体学术水平远远高过民国时期。高不高过不好丈量，只是他选用“整体”二字见出了功力。你可以说，当代思想的整体水准高过了民国，只缺了鲁迅、胡适。你也可以说，当代学术如何了得，只缺了王国维、陈寅恪、钱穆。学术史上，一个人抵得上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学术高度由一个人来奠定，例子太多了。发明“整体”学说的哥们头脑好使，阿猫阿狗全在里边，高，大家有份，低，反正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说吧，“整体”终归是虚数，没有实在性。相反，倒是应该深思：我们面临只有“整体”而无个人的局面是怎么造成的?是种子退化?是土壤退化?还是两者同时退化?

在此，我又想起了钱学森之问：为什么现在不出大师?我相信钱老先生心里早有答案，自己不讲，用别人的嘴说，见出了更深的功力。有没有大师，要看角度，在科学上、学术上、艺术上卓有建树者被称为各类大师。此外，敢想别人不敢想，敢说别人不敢说——例如，钱老先生本人就提出过亩产万斤的“科学”依据，至于什么三年超英、五年赶美，什么解放全人类之类，我觉得，敢想敢说也是大师，直到今天，这样的大师变换着马甲，遍地乱窜。

有一段时间，众多文青狂爱木心，像发现了出土的稀世珍宝。一些文艺家也把木心惊为天人，他们之中有的人似乎具备一点学识，惊成这样，是出乎我意料的。像我班里几个同学，笑点特别低，随便一个段子，都能笑得前俯后仰。笑点低是性格，惊点低是什么呢?假设一下，木心若生活在被许多热心人奉为理想国的民国时期，恐怕不会让人“惊”，更达不到“天人”的段位。

这里，我想起了我常与朋友讨论的一个话题：抽屉文学。在古代，一些文人著书立说，藏之名山，待后人发掘。前苏联、东欧国家一些作家、思想家在地下写作，锁入抽屉，重见天日之时，已为读者提供了现成的认知窗口，所处的时代全在他们俯瞰之下。比较奇怪，这事在我们身边竟然绝迹，不能不让人蹙眉。歌德用“带着镣铐跳舞”来形容创作的艰辛，延伸一下，镣铐不是来自创作的“艰辛”，而是来自于外力的重负，并且重在两百斤三百斤，别说跳了，身体都站不直，哪里来的舞?这是两难，苛责前辈固然欠妥，然而，古人做到了，与咱们“国情”相同的国度里的人也做到了，应该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精神深处的怯懦和认识层面的短视，何时始?何时止?倘若是宿命，是轮回，不妨等着看，事物发展的进程或许能够揭示自身的秘密。

记得多年前，王林写了一篇文章《谁来批评许江》。一位圈内人紧张又亢奋地对我说：不得了，有人批评许江了!说实话，我“惊”了，海瑞敢骂皇帝，傅斯年骂倒两任财政部长，现今连平常稀松的艺术批评——很温和地聊了几句一个美院院长，都成“不得了”的事，怂成这样，不知说什么好。

让人“惊”的事莫止于此，比如这阵子，英国脱欧、美国大选、卡斯特罗的死，等等诸类，马上引起知识界、舆论界的集体兴奋。一批批对国际时政一知半解的人士滔滔不绝，替人家指点江山。他们无所顾忌，怎么痛快怎么说。关心我们这个共同的世界是好的，值得点赞。但是，一天到晚隔岸观火忙着替人家出主意总有点犯二。你毕竟是生活在国内时政当中，不出工出力，一副茫然失措的懵逼样，就不单是犯二了。我也看到有人脾气犟，要说话，情况相反了，变成怎么痛苦怎么说了。

这也算一种喜感——我觉得，在我们这边，做一个看客真够幸运。古代的理学家叫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饿死和失节比例，一向被思考家黑得厉害。但是，现在出了一伙理学家的高级黑，像吃瓜群众贡献的智慧：节操碎了一地。饿死多少人是几十年前的事，此刻是“节”没了，全碎在地上了。眼瞅着莫言(以及无数大小不等的莫言的同仁)那些精彩表演，你能说这不是高级黑?你能想到其它更漂亮的言辞?我有个比喻：水灌进什么容器就成什么形状。问题在于，容器不是由水决定的。

很巧，昨天有个鲁迅研究者来访，兴致勃勃谈及他的最新发现：你知道鲁迅为何写出他那类文章吗?所有专家都不清楚，都白研究了。根本的原因是鲁迅的肺结核病导致了性欲很强，羸弱的体质跟不上性欲的步调，因此产生出攻击性思维。精神、思想这类东西根本不重要，假使你患了这种病，体质又不行的话，也一样……

(四)艺术那点事

某个场合，我与几个在金融界做事的阔人聊天，期间，他们略带不敬的口吻说道，艺术那点事，放在社会上根本不值一谈。前几天和毛焰碰面，我听到了同样的论调：社会这么大，艺术算什么?

早年读曹丕的《典论》，里边有“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论，我顿时感觉提气，曹丕是帝王，如此抬举文章(我一厢情愿把艺术也算在了里面)，说明文章(艺术)了不得。此后，我读书、思考，认清了历代统治者的两面派手法：不听话、不顺从、不老老实实为其服务的，一律不“经国”，而且还要触大霉头。倒是“不朽之盛事”有那么一点道理，因为“不朽”这事统治者管不了——无数实例摆在那儿，凡他们管不了的事，才可能具有生命力，才可能世代流传。

所以，艺术那点事虽小，内里暗含了一种权势者、暴发户和外行人不理解的东西。譬如毛焰自己，无权无势，不抛头露面，整天躲在画室里画画看书，照样获得不少的人的尊重。有一类人荣华富贵、权势熏天，免不了让人羡慕一番，却无法让人尊敬起来;羡慕与尊敬之间隔着一座山。

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艺术圈是缩小版的社会，艺术的变化标记着社会的变化。当下的艺术圈，纷繁复杂，如一面镜子，投射了这个社会的景象。不过，艺术有其自身的归宿，用我常用的形容——在筛子晃动下，泥土和小石子先掉下去，接着掉下的是中石头，最后只剩大石块留下来。意思很清楚，谁经得起时间这个筛子，谁才厉害。1980年代以来，短短三四十年，艺术圈涌现了数不清的名家大腕，各领风骚，场面十分热闹。热闹固然是好的，比冷冷清清好。反过来想，明、清两个朝代五六百年，即便你是学美术史出身，又能脱口报出几个画家的名字来?

对这几十年来艺术的看法，争议一向很大。我的基本估价是：一，水墨画颓势依旧，了无长进;二，油画一路快跑，成果显著;三，当代艺术从无到有，进入了国际。做个说明：此处我无意评说艺术版图的全貌，所以，版画、雕塑等等暂且省略了。

水墨画以前叫中国画，近二十年来，由于中国画这一提法包涵内容太广，歧义太多，为方便起见，缩小范围，用材料命名，与油画、版画等画种一样，就容易言说和解释了。在官方的美协系统、画院系统，以及大学的学院系统，仍然沿用中国画名称，原因我不多说。就像我曾和一位著名的画院院长开玩笑：你们那里不少画家顶着一级画师二级画师的头衔，一年到头画低层次重复的东西，甚至只有地摊货水平，不嫌烦?是的，这是他们系统特有的奇葩现象。转而联想，为什么国学、国术、国医之类行业乱象丛生，忽悠的人和行骗的人那么多?原因是什么，你懂的。

若干年时间里，我一直思考这个问题：水墨画有没有再创辉煌的前景?我的答案不乐观。水墨画门槛低，水墨画有群众基础，水墨画从业者像广场舞大妈一样人多势众，也像广场舞大妈一样跳着最简单的舞步。实际上，多元化、多样性的艺术类型、艺术表达已大大挤压了水墨画的空间。无论是曾经的闹哄哄的“实验水墨”，还是之后的高调门的“新水墨”，都迅速成为浮云。某种程度上，水墨画的材料、水墨画的创作手法、水墨画的精神性，这些原素注定了它的相对的封闭性，而且，正是这样的封闭性导致了它特有的高超和精妙。我相信一点，越是高端的水墨画将越是小众，越缺乏大背景支撑。因为，真正能够创作出高端水墨画的作者越来越少，真正能够欣赏这样的高品质水墨画的观众也越来越少。附带补充一点，许多满怀热情的人吵吵嚷嚷要把水墨画推向世界，使之变成“国际化语言”。我是始终在泼冷水的：这么做的结果很可能与孔子学院、太极拳、针灸、书法等等货色在国外的下场别无二致，是在开“国际玩笑”。

有一次，我在北京看中国百年油画展，感想良多。油画一路走来，其轨迹几乎是社会的晴雨表——从落地到开花，从开花到结果，包含的苦涩与艰辛一言难尽。近三十多年来，油画突飞猛进，成为一种象征性的表述——就像乒乓球，在我们本土落地若干年后，成了“国球”。作为舶来品，油画似乎正在转基因，逐渐融入本土根脉。大家知道，油画是国际语言，具有普遍标准。正如所有国家的国歌都用交响乐，而不用本国的民族乐，道理是一样的。说实话，我再次面对那些熟悉的作品，心里的落差相当大。民国时期的东西有品质，但有点夹生，是时间短的缘故，火候不够。1949到“新时期”这阶段，那些名重一时的画家的作品真是没法看，他们像在泥沼里使力，越使力陷得越深。

一些人热捧“红色经典”，是牟利还是牟艺，暂且不问，我只是觉得，把红色换成蓝色，那种“经典”送到典当行都没人收。是的，艺术史的门槛比有的人想象得高，高得多。看一个艺术家，三年五年不算数，三十年五十年都嫌短。我与几位一同观展的朋友说，把尚扬、刘小东、毛焰……还有一批当下的油画家放到那个时期去，都可以翘大拇指——当然啦，这是玩笑，我知道，他们若生活在那个时代，一样会在泥沼里挣扎不休。

艺术批评圈的老炮们有个情结，喜欢吹嘘“85”，换句话说，他们特别怀念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1980年代是不是中国当代艺术的黄金时期，这个问题各有各的结论。就我的经历而言，1980的中国当代艺术还在萌动状态，舞台刚刚搭建，大家你一嗓子我一嗓子，有力气，有激情，唱功却是low。普希金有句诗：过去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想必，老炮们的怀旧也就是这层意思。在某次研讨会上，我指出：“85”只是补课，刚从岔道驶入大路，是起跑的开始。设想一下，把在很多人心里已经神圣化了的“89”大展摆到现在，会是什么情景。

▲ 1989年2月5日9时，中国现代艺术展开幕。

另外，老炮们痛恨资本，认为资本坑害了当代艺术——以费大为的说法，资本导致了“是非颠倒、黑白不分”。老炮的准星偏得厉害，不小心子弹会飞到自己身上。稍有常识，都应该懂得，当代艺术在我们国度生根开花，资本是功不可没的——假如没有资本介入，没有资本接手，你让当代艺术家喝西北风?作品去哪里展出、哪里收藏?指望权力网开一面?还是指望美协系统主动吸纳?资本肯定是吸星大法，是一股异化的力量，很多人被它生吞活剥——但是，我要着重强调：被资本毁掉的艺术家绝对不是好艺术家。世界永远是不完美的，我们只能期待一种“最不坏”的方式。譬如资本，它是弹性的，你可以选择，可以躲避，可以无视;权力却是刚性的，像一座沉甸甸的山压在你头顶，无处逃遁。我的意思是，各位不要这么容易遗忘过去，如老话所说，好了伤疤忘了痛。

当代艺术和水墨画、油画不同，没有历史可言，因此缺乏纵向对比。批评家和艺术家不无痛心地谈到中国当代艺术的西化倾向，将它当做短板和羞耻。其实不然，当代艺术的老家在西方，参照系在西方也就顺理成章。当然，参照系是动态的，变化的。况且，当代艺术在西方时间不算长，也无明确指标。中国一些艺术家弯道超车，在国际上冒尖，也是见得着的。视其性质而言，当代艺术没有国界，或者至少，国界没那么重要，不要动不动呼喊“中国化”、“本土化”的口号，抱着这些东西不放，实质是弱者心态在作祟。既是弱者，就老老实实在屋里发发呆，别出来折腾了。

当代艺术的类型、样式、表达简直无边无际，无所不包，多元化、多样性成了它的最大特点。但是，并不能因此削平它的高低差，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本钱称大腕。有的批评家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腔调：张晓刚、岳敏君衰退了，徐冰、黄永砯迷失了……他们把标尺定得齐天高，到不了毕加索和杜尚便不足挂齿，这太高蹈了。幸亏艺术家好说话，没有反问，批评家到不了德勒兹、阿瑟·丹托，是不是也该恨铁不成钢一下?艺术家的才华一半是自己的，一半是老天的，谁也过问不了老天的事。多年以来，当代艺术一波接一波，没有中断过。陈箴夭折了，顾德新隐退了，谢德庆开小吃店了，但是又有人接上了……我掰着手指数，腕儿并不少。

要表明一下我的立场：我注重当代艺术里的针对性，注重直面现实的勇气和正义感，注重艺术家在创作上无穷无尽的能量。有不少艺术家聪明、机灵，花样繁多，他们的作品有情调无格局，有修辞无内容，只是养眼的精神图案而已。记得几位姿态优雅的人士情绪异常激动，大骂艾ww玩意识形态障眼法，亵渎了艺术。他们总算没有忘记征求一下我的看法，我老老实实回答：当代艺术家我首推老艾，他是奇迹，是目前国内最好的艺术家之一，也是目前国际上最好的艺术家之一，他可以与任何一个国家最牛逼的艺术家掰手腕。一个艺术家面对现状充满勇气和活力，并生发出源源不断的能量，而且，对面的能量有多大，自身的能量就有大多，是极为罕见的。对于作品的完成度，是否准确，是否到位，都成了次要。当代艺术在观念、格局、态度、对抗性这些精神层面的诸种因素，超过了它的物态呈现。我并非忽视物态呈现该具备的品质要求——就像老艾，虽不是件件作品颜值爆表，但是，其代表作高高矗立，撼动不了。

我说完了。不欢而散了。（作者 李小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