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入画”可理解为一种规则的建立

　　中国画其实也可以说是“老人的艺术”，因为它需要很多方面的积累，它不是像很多的西洋画家那样年轻的时候就能够成功，比较能够具有轰动性。中国画强调的是一种全面的修养，就是对中国文化的整体的理解。具体的技术指标，那就是诗、书、画、印这些都得会，琴、棋、书、画，中国文化方方面面都要了解，你要成为一个完善的、完整的人，而不是某一个方面的才。中国的艺术不能说自古以来至少说从宋代以来就是这样的强调，强调一种完整性，人的身心修养的完整性。学书法，你从篆字、汉隶、王羲之学到吴昌硕，你看看要花多少年的时间?绘画也是一样，绘画常常倒着学，从石涛这边开始往前学，就像张大千这样，石涛、八大学完了，再学明代唐寅、沈周，学完了再学元四家，最后没东西可学了到敦煌去学唐代绘画，都得把它演一遍。你看得学多长时间?所以它是一个需要积累的过程。我想，这可能是我们中国画家跟西方画家相当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强调的是一种学问的综合性和人生修养的综合性，而不是制造一个画面，单独看一个画面的效果，不是打开窗子看外面这样一个视觉景观，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差异。

　　中国画需要积累，所以长寿是要素，很多画家不长寿就很遗憾，像徐悲鸿这样的，如果他再活二十年、三十年，那一定大不一样，呈现另外一个徐悲鸿。需要积累，需要很多很多年，需要方方面面都去做。同时也需要画家的心态要平和，不能够急，不能够躁，不能够被裹挟。我们现在很多画家年轻的时候被政治所裹挟，没有办法，被布置画领袖像(当然领袖像也要画，至少练了你的造型的能力，应对某种规则的能力，也有好处)。目前这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一切以经济为中心，这个提法可能会有某种负面的因素，一切以经济为中心，那么文化也以经济为中心了，这就会有问题了，就是艺术被经济所裹挟。所以就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浮躁，一切向钱看。这就对我们文化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当然最大的伤害不是没有出一批好画家，什么时候都会有一批好画家，总会有一些。最大的伤害就是对社会心态的一种伤害，大家都很浮躁、很急躁，甚至出现集体心慌。现在流行的艺术标准，似乎只突出两个方面，一个是西方的艺术标准，一个是画商的经济标准，这两个标准成了主流。至于文化的标准，则成了一个最软、最虚、最不值得提的一个标准。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开这样一个会，我很理解北京画院的良苦用心。我们有点着急，看着这个社会这么浮躁，艺术界这么浮躁，人人都自称艺术大师，乱象丛生。我们希望文化活跃，同时希望心里不乱，我们更要有文化定力。我们如何做到又活跃且又有定力?如何做到又多元且又有主流方向?我们的文化艺术要有倾向性，需要有主张。要把我们文化的主张宣扬出来，成为社会共识。这也就是最近几年一直在提倡的中国文化自信，30年来我们丧失了这种文化自信。

　　现在我们及时地重提文化自信。刚才有一些先生谈到中国画以书法入画作为底线或标准，其实这主要是江南文人的一种，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同意。但是，中国画是一个大概念，有各种各样的中国画，敦煌壁画也是中国画，汉、唐的墓室壁画也叫中国画，那些跟江南的文人画并不相同。历史上也有一些很自由的文人画家，像徐渭这样的，像石涛这样的，一些很革新的画家，我们很敬重他们。但时我们也有壁画，还有工笔画，那些作者和画法就不那么自由了，也不那么“书法入画”了。但同样也体现了中国绘画的最高成就。所以中国画是一个大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的概念。假如我们一定要把所有的中国画引到江南的(元、明、清文人的)那一个小范围里面，可能有点限制它了，低看它了。

　　我在想，我们既要在中国画这样一个大的范畴里面保持多元性，同时也得要保持一种主流文化倡导。这种倡导是什么呢?很多人都谈到了文化人的自由，这种自由其实就是一种独立的判断，一种独立的精神，但它不是没规则。我们谈的恰恰是规则，谈的“书法入画”就是一种规则的建立和服从，就得从篆字和汉隶开始，帖、碑并举，这就是一种规则，不是不要规则。如果觉得艺术的自由就是抛开一切规则，那一定是一个误解。一个画家可以比较严格的去遵守某一种规则，可以先进去以后再出来，然后建立你的新规则。但是如果完全不要规则是不行的，谁都做不到。那猴子画画都有规则，让人教它。大象也会画画，大象用鼻子卷着那个笔，你得先教它怎么画，它才能够画，没有绝对的自由，一定有规则。

　　有时我看到一个艺术展览评奖，比如全国美展，常常评完以后，大家都会有很多意见。我相信评委也是一个意见分歧很大的团体，有人认为这个画得好，有的人认为那个画得好。所以艺术既需要多元、有自由和个性，又需要有标准，需要有社会共识。我们大家之所以聚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是希望寻找某种共识，求得一种心灵的安定。我们希望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心里踏实，我们希望看到一种前行的方向，不至于迷茫。我想这就是文化自信，就是文化立场。我们需要艺术自由，可是自由跟规则、多元和主流要保持一个合适的一种张力。我们一定不能够糊涂，对艺术家来说目前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文化的定力，比较长时段的一种策划和谋略，对自己综合性的、全面的一种计划。

　　“书法入画”，这个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20世纪初陈独秀他们就在讨论中国画该怎么改革，他们要打倒“四王”和“四僧”，要向清朝意大利传教士画家郎世宁学习，那时候已经开始激烈讨论了。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文化如何应对，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还需要继续做一个中国人?是时尚的人还是有历史厚度的人?是做一个世界人还是做一个中国人?是做一个世界面貌的、西方人眼熟的艺术家还是做一个中国人眼熟的艺术家?当然，从大处说，我们都需要，我们要有世界文化眼光的艺术家，也需要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家，但是作为一种主流来说，在社会倡导的层面，我想还是应该有一个比较鲜明的文化立场。

　　以前北大著名学者费孝通说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正确的，确实应该这样，坚持文化的多样性。但是我们还得讲另一方面，就是大家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得有社会共识，得有理性，得讲规则，得讲文化的发展方向。文化之巨舟，不能无人驾驶。要理性地讨论和设定程序。（李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