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作为清代很长时期一口通商的唯一外贸口岸其金融中心与经济地位，一直不可替代。中国在清代初年，在世界贸易的地位相当于今日的美国，是第一大经济体，与中国做生意乃是欧洲很多国家重要的收入来源。因此广州在乾隆到道光初期，出现大量的富商和依附于外贸产业的商人，外贸链条也养活了大量的中产与下层市民。与此同时，还包括广州周边的佛山，顺德，南海一带也加入到这个链条的生产与城市配套之中来，所以广州的原始积累时期很长且在欧洲人的心目中，是唯一他们认识的中国大城市，十八世纪英国人用“The Great City”（伟大之城）来形容广州，是很能代表欧洲人的观感。

　　从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开放五口通商，广州慢慢失去它独有的有利地位，广州的地理位置虽然靠近南洋，却因为这里远离重要城市北京，甚至离中国当时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也有很大距离，所以欧洲商人在其他城市相继开放之后，便将目光投向北方。这时候刚好上海的开埠应运而生，十九世纪中期开始，上海如同成长迅速的弟弟，一下走到兄长广州的面前，并且以骄人的壮大速度位居全国城市之首，取代广州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城市。

　　艺术与文化的产生，离不开其生长的土壤，土壤越肥厚，越能吸引外来人口与文化人聚居，城市文明就此产生。广州在原始积累时期，在行商财富的带动下，曾经有过短暂的文化繁荣，如潘氏，伍氏家族，积累大量的藏品，还刊印各种传播西方文化的书籍，也使广东书画家见到很多原来深藏在北方私人手里的法书名画，但当时交通和信息相对闭塞，文化活动尤其是商业性的书画创作活动并不活跃，因此未能形成书画流派一说。

　　海上画派的兴起，与平定太平军战乱之后，上海的经济复苏有关，江浙一带原本就是文化渊薮，江南文人移居上海，造成了这里文化一度极盛，以赵之谦，任熊，任伯年等为首的“前海派”就在这样条件下诞生，这时期一个重要的环境因素就是上海能为画家提供成名和卖画的经济保证。

　　笔者留意到，画家的成名，在古代与近代颇有不同方式，在此时期，海派画家的扬名，除了朋友圈之间的互相吹捧之外，很重要的就是当时上海有各种近代报刊，报纸上除了新闻娱乐消息外，还有各种文化资讯，其中就有书画介绍一种。目前所见，宣统三年以前的上海报纸，经常刊载书画家活动和润例的，如最有名的《申报》，从光绪初年开始就一直刊登各种书画家润例，还有光绪末年的《时报》，《新闻报》，《笑林报》等等，都开辟有专栏，供书画家刊登作品和广告，这种扬名的方式，比过去书画家仅靠师友间互相吹捧要快捷和广泛得多，无疑更加受艺术家的欢迎。

　　广州原本是近代报刊业最早开创的地方，这里产生过中国最早的报纸，但广州的媒体，刊登书画润例时间比上海要晚，我们所见比较早的广东媒体如《时事画报》，由高剑父和潘达微等创办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比《申报》刊载书画润例的同治十三年（1874）晚了整三十年，而这三十年间，上海由画家自己推销的模式，到发展成由中介，即笺扇庄等店铺承办书画订制作品的销售模式已经发展得很完备了。

　　二岭南派的上海情结

　　由上述史实，我们不难理解到下面发生的一些岭南画家北飘的心理因素。

　　研究岭南画派史者，都喜欢提到高剑父兄弟在民国元年（1912）到上海创办审美书馆，发行《真相画报》一事。陶喻之氏更指出：

　　岭南画派形成后的前二十年，其创业者艺术活动，社交关系与美术创作都集中于上海。高剑父夫妇侨居于虹口北四川路祥顺里等两处住宅，高夫人宋铭黄为当年设于粤人聚居虹口的启秀女中幼稚园保育员，1927年6月2日，《申报》刊登高剑父致印度文豪泰戈尔函，拟在北四川路大德里寓所筹办“东方国际美术协会”，甚至高剑父传世唯一描绘上海景物的画作《东战场的烈焰》也是反映其虹口旧居毁于“一二八事变”日军战火的真实历史题材，至此，高剑父才彻底结束上海旅居生涯回归岭南。[陶喻之《海上画派与岭南画派早期比较论纲》，载《海上潮岭南风》，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

　　若历史容许假设，则日军不入侵上海，高剑父也许就在虹口继续过着他的艺术家生活，岭南画派的历史甚或会改写。

　　至于岭南派的另一重要人物高奇峰，更加与上海关系密切，除前揭他在民国初年居住上海之外，1933年，高奇峰在上海大华医院病逝，并在中国殡仪馆公祭，出席者有蔡元培，陈树人，叶恭绰，吴铁城等各界政要。[ 《申报》1933年12月8日报道]

　　岭南画派早期倡导者之所以选择上海作为长期居住与艺术创作地，其原因正如第一节所言，当时的上海，其经济地位在中国各城市之上，又是中国最具有现代化城市的模范，高剑父与高奇峰的日本教育背景，

　　使他们对与日本大城市很接近的上海更有共鸣，并且这里可以提供更为便利的条件让他们从事各自艺术的推广。

　　其实选择在上海发展的并不止二高一陈，连他们的第二代传人，也经常选择上海作为发展地，如高奇峰的得意女弟子，南海熊氏璧双，耀双，佩双三姐妹于1936年在大新公司四楼西部举行画展，熊氏三姐妹出身富家，都毕业于香港大学，师从高奇峰。这次展览由教育部派往欧美考察教育，出国前特意在上海展览一次，并且引得蔡元培先生到场致贺，并与熊氏三姐妹合影留念。[ 《申报》1936年10月15日报道]可见在老师的影响下，岭南派第二代仍有浓厚的上海情结。

　　三岭南派与海派的异同

　　岭南画派与海派的相同之处，论者已经多有阐述，例如两者作品中的生活趣味相同，这与彼此之间要适应市民审美有关，又如两者之间都受到外来元素，尤其是日本美术影响，也是很多论者关注的重点。

　　笔者认为，岭南派之所以异于海派，最重要的一点，是岭南派至今为止，仍然是一个门户之见浓厚的流派，不管其倡导者是如何地以“革命”艺术家自居，这是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

　　岭南画派这个词，在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一生之中都没有被提起过，他们自称“折衷派”，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才由关山月等提倡称为“岭南画派”，岭南派的一个重要特点，不是讲艺术共性，而是像禅宗和尚那样见面先问“宗风嗣阿谁”，所以今日以“岭南画派”画家自居者，必须符合两个条件，即属于二高一陈的学生或徒子徒孙教授出来的，笔者姑且称为嫡系，又或者是以描摹岭南画家风格为擅长的，笔者姑且称为私淑系。两者之中，前者因为有血缘的关系，地位比较高，并且也走出了不少成功的画家，中青年一代，如旅居加拿大的何百里，至今活跃广东画坛的李劲坤等，因为他们的血缘比较亲，所以也容易在得到认同之后，逐渐形成自己风格。反而私淑系的画家，由于仅以描摹岭南派作品为能事，受他人影响过重，极少出现有影响作品。

　　反观海派，由于其风格并不定于一尊，所以海派的概念更加广泛，从艺术上讲，很难概括其面貌的多元性，海派画家中有固守传统的，如吴湖帆，黄宾虹，也有入古出新，如程璋等，这种多面性复杂性是岭南画派所不具备的。

　　四岭南派发展问题

　　岭南画派往何处去，这是一个被经常提出且无法确切回答的问题。

　　笔者忝列岭南画派的其中一员，对于岭南派的存亡，当然有一定程度的关切，然而从岭南画派的先天条件看，要长时间延续，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前面已经说到，岭南画派具有门户性强的特色，其实这与高剑父本人的教学理念倒是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能掌握到的春睡画院教学模式与教材资料很少。笔者曾经问过先师黎雄才先生与高剑父后期弟子黎明先生，他们回忆，高剑父的教学法大致为铅笔，水彩，素描，写生，然后才是日本画法等等，并不过分强调要临摹高师作品，所以我们今日看春睡画院能培养出很多重要画家，像早期的方人定，黎雄才，关山月，晚期的杨善深，黎明等，面貌并不完全一致。

　　高奇峰的学生以赵少昂为代表，赵氏得名早，享寿长，以香港为教学基地，在世界各地都有大量徒子徒孙，这是当今岭南画派在海外有巨大影响的群体重要组成之一。

　　岭南派之所以能成派，其缘起当然要追溯到抗战前，与广东国画研究会的门户之争，这次讨论，使双方结成了对垒的阵营，笔者已经指出过，其实两派之间并没有不可跨越的壕沟，双方阵营中都有交错友朋出现，甚至国画会成员很多与高剑父都是同门。但这次论争，使折衷派成员们有更强烈的门派和自我保护意识，论争的长远结果，是促成关山月等在五十年代末正式提出“岭南画派”概念，又由于关山月黎雄才与赵少昂，杨善深等人的私人友谊关系，粤港两地的岭南派画人得以长期互相来往，使这种门派之别不是减弱反而加强了。在台湾地区，由于欧豪年等赵氏学生的影响，岭南派也大有市场。

　　海外中国画坛本来就很小，而早期的华侨，大部分为广东人，这就使岭南派画家尤其是赵少昂的学生有大量的认受市场，所以在海外华人聚居地，只要标榜自己是岭南画派传人，不管是嫡系还是私淑，自然有跟随者欢迎，笔者多年来周游欧美，更加深了这种认识。这种自我标签带来的教学与市场效应，是其他门派所远远比不上的。

　　至于说岭南画派向何处走，这是笔者所无法预测的。一个流派，始终会经历兴起，发展与衰亡时期，天行有常，是自然规律。岭南派的兴起，与市场有关，与城市发展有关，更与近代政治有关。反观今日的岭南派中人，除少数能独张一军者外，墨守老师成法的居多。当年居廉弟子以调汁弄粉为能事，已经受到画坛批评为“居毒”，今日岭南派不少画家，也以描摹师尊为荣，不被称作“岭毒”，已是深幸。

　　提出“岭南画派已经消亡”的与倡导“后岭南”的也颇不乏人。愚以为，岭南派之兴起与消亡，并不在于是否有人以此自居，笔者曾问当今岭南派的掌门之一，黎雄才早期弟子陈金章先生，某个著名人物画家早年曾经上过高剑父的课，他是否承认自己是岭南派中人？陈先生神秘地一笑，说“有他好处的时候他出来承认自己是岭南派人，没好处的时候他只说是徐悲鸿学生”，这句话非常经典，将很多自称岭南派的认同原因概括出来了。至于画派今后的消长，则非区区能论断也。（梁基永博士，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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