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过是杨劲松一个新的开始。自从旅欧回国之后，长期在个人艺术创作和教学、行政工作双线作战的杨劲松，现在终于可以将全部的注意力和思考投注到艺术创作之中，这也使得他更为珍惜这份难来的，也是他一直以来最为珍视的独立性和真实。艺术即为生命本身最为真实的表达，抛开一切外在标准和规范，放下内心执着与牵绊，像古代中国人那样本真的面对画布（纸）去书写，去涂抹，不问结果，但求问心无愧。明眼人都能看出，这已不是某种艺术观念的要求，这是杨劲松对于自身生命状态以及个人与艺术之间关系的全新认识。

杨劲松今天所提出的艺术问题，已不再是媒介与语言问题，甚至也不是观念问题，其实质是一个哲学命题：人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得以自由地生活。人如何超越国家、社会、集体无意识的规训，重现相信和展现人之为人的灵性与活力。

今天的当代艺术已经与它最初的假想敌“体制化”一样自成系统，在这个系统之内，人们创造了一系列的话语及传播方式，来告诉大家何谓“正确的”当代艺术。几乎任何的叛逆及颠覆，都可以转化为对这个系统的丰富而不影响人们对它的判定。这种话语权利有赖于美术馆、画廊、出版物和媒体之间的合力形成与巩固，艺术家个体很难撼动它的基础，对其形成质疑。但极个别出色的艺术家，可以以自我颠覆的方式——同时也意味着对固化的评判模式的颠覆——来造成诠释的空白，以“短路”的方式为自己赢得新的创作的自由。

中国古代有“叶公好龙”的故事。今日的艺术家，赖这个系统生存，发声。到底有多少人愿意付出一切的努力甚至代价来换回自由？其实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更多的人可能有意无意还是会把“自由”作为一种炫耀的资本或是政治上正确的标志，口号喊到最后，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往往是投机与动摇。

“自由”，首先应该是一种深切地发自内心的渴望。其中有趣的悖论是，往往是品尝过不自由滋味的人才能像雾霾中的人一样敏感于新鲜的空气，但只怕到时你已经失去了健康的感受能力。杨劲松在这方面是一个异类，他是中国鲜有的长期在体制内任教却又保持了自身自由立场的艺术家之一，这在当代中国无疑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中国传统文人所推崇的人格是出则能断事明理，入则能独坐书斋。近人陈寅恪则受西方知识分子传统影响，提出“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为人所津津乐道，但事后证明这在中国谈何容易。

很难解释杨劲松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这一方面固然少不了他在教学、策划、沟通上的均衡能力，但最重要的恐怕还是他对于自身学术独立性的坚持。这样的“坚持”在今天说来好像很光荣，但在过程中则少不了寂寞与拒绝。杨劲松曾长期寓居欧洲，我相信欧洲推崇真知和独立的知识分子传统以及对于人性真实而无禁忌的探求，曾经深刻的影响到了杨劲松的价值追求并融入了他艺术的底色。因此，我们看杨劲松的作品发展脉络，从面貌上有区别，但在艺术的行为上都是挥洒自如，纵横跌宕。他试图在绘画中打开一个新的空间，而非给予它某种固化和封闭的答案。

另外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他总是自觉地将人生体验和所思所想注入抽象绘画语言之中，而非仅仅进行一场有关绘画观念和语言的探讨。“艺以载志”这一在中国历史悠久的艺术传统，在杨劲松的身体内与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社会担当意识相融合，塑造出了他独特的艺术价值观念。

艺术何为？特别是在当下这样一种物质极大泛滥人们的精神却又极度单调与贫乏的状态之中。提供一个美丽性感的温柔乡？提供一种现代舒适生活的假象？抑或活在当代或是古人中的幻想？艺术与我们个人真正内在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杨劲松的艺术其实是在力图回答这个命题。

他的艺术因为极度的个人化，很难成为任何流派与群体的集体代表，他的艺术并不直接表现他的社会观点和政治立场，但他的艺术语言之中又分明关注了他的所有的生命思考。而我们习惯性的将艺术语言当做一种形式问题去讨论，将观念问题当做独立的思想命题去辩论，这样一种粗陋的两分法其实依然是受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于“内容与形式”两分法观点的遗毒。事实上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他的喷薄欲出的“笔墨”本身就是“精神”，就是“诉说”；他在艺术中所体现出的自由与挣扎，也正是他在现实之中生存状态的转化。这一点我们在类似朱耷、徐渭等人的身上就看得很清楚，而放到当代艺术家身上就出现了问题。

除了个人的眼光高低之分以外，更重要的是我们为了论述与分类的方便，不惜牺牲艺术家极细微但也正是关键所在的差别，然后笼统称之为“抽象”抑或“写实”，简则简矣，但意义何在？因此，杨劲松在这个时代“独立”抑或“异类”的标签，也就带有了一点悲壮的色彩，这或许与他倾心的德国表现主义精神有着某种相互佐证的关系。

接触过杨劲松的人都知道，他并非是一个外表激烈的人，相反他给人的印象总是温文尔雅，谈吐得体，只有当真正深入去探讨精神话题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到他的机锋所在。中国古人有“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之说，那是描述圣人印象，凡人不敢比附，但就其字面意义来说，杨劲松也给人以相类似的感觉。传统给杨劲松以滋养，这一点，我们在他的为人，在他艺术的书写、挥洒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但同时，在某种意义上杨劲松又在对抗传统，这种对抗更多是无形的，是精神上的。一个大一统的，封闭的精神体系已经难以让今天的人得到内心的独立与自由，那种将你拉回到心理舒适区的精神按摩也难以解答现代人的痛苦与困惑。按照现代心理学的理论，人的原始本能即为性欲与攻击性，这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不以任何的外在的价值标准而改变。健康的有生命力的文化会正视它，转化它，而衰老虚伪的文化则会压抑它，异化它。

当今外在的时尚与现代在某种程度上掩饰了我们观念与文化的陈腐与保守，一个敏感的艺术家会感受到这种时代的精神压力，然后在自己的艺术中予以对抗。杨劲松在为人上秉承中国传统的修身之道，但在艺术中，在精神力度上，他一直在坚持真正的自我表达，甚至是自我的发泄——如果我们不对“发泄”这个词进行道德评判的话。表现主义对于杨劲松来说，只是一种内心表达的方式，在这一点上似无必要进行太多学理的延伸，杨劲松只不过是发现了一种可以让他忘掉种种现成理论与图像，可以让他全然忘我进入绘画的身体方式，并将在现实生活中压抑的能量与激情全情投入。在杨劲松的身上，剧烈的体现出了传统与现代之间巨大拉扯的张力，这种紧张感透过杨劲松的画面可以强烈感受到，激情的笔触掩盖不了隐隐的挣扎，对于自由的渴望依然要面对无形的控制……生活中的杨劲松如果可以称之为一个谦谦君子，那么艺术中的杨劲松则像是四处寻敌的堂吉诃德。

杨劲松将自己2016 年 10 月 22日在济南美术馆举办的个展定名为“涂抹的自由”。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直接地说出了艺术家对于他心目中艺术创作的理解。“涂抹”不同于“书写”，“书写”定义了一种技巧高度熟练之后的自由，那无疑是一种非常东方式的对于“艺术”的理解。但“涂抹”更具普世性，更返回到生命原初的本能，任何人都可以“涂抹”。艺术家放弃掉对于“手艺制作”的执念，迫切希望找回最初拿笔在纸上涂抹时的心境。事实上，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传统历来就有对于艺术“由熟转生”的理解，但在个案身上更多的是流于形式与说辞。说到底，难以割舍，难以放下，曾经的知识与成功恰恰就是制约你前行的最大的障碍。即使理解了，真正做到者几希？所以，“涂抹”已然包含了对于心灵自由的要求。没有对于世人紧抓不放的世俗价值的放下，没有对于“自我”执念的消解，没有扔掉对于“成功”概念的企图，所谓的“涂抹”就依然是修饰，所谓的“自由”也不过是一种欲望。这里面的层次，这里面的疑惑，这里面的困境，没有在其中挣扎过的人很难充分认识。

我们应该把“涂抹的自由”看做是杨劲松的一种生命与精神追求，而非在要求某种外在结果。事实上，这样一个目标，无论是从人本身还是艺术上，一生的长度可能都无法完全达到。它并非是我们要去向某地，而更是一种当下的自我觉悟；它也不是我们要去做什么，而是知道有哪些可以不做；它甚至不是我们要去了解多少，但我们要首先反观自己，觉察自己。

在济南美术馆的大厅中央，地上铺满杨劲松的装置作品，细观之下，会发现它们都来源于杨劲松艺术创作中的一些材料或工具，它们的表面蘸满颜料，粘稠地固定在一起，其中的物质性美感在我看来已经不甚重要，重要的是它们描述了某种情境，记录了某个能量汇聚的时刻。某种无形的情绪已经渗透其中，透过这些艺术家劳作现场遗留的碎片，可以通向那个已经逝去的时空。

墙面上的大型画作延续了杨劲松一贯的风格，但我们可以从中读到某种讯号：杨劲松正在重新开始。我们所看到的熟识的画面感觉，属于正待重新整理的部分，它们代表了一种“惯例”，杨劲松正在对这些“惯例”进行有意识的解构和清理，力图回到“空无”并重新开始，正如他现在所处的人生阶段一样。（作者于海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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