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艺术是有层次的。层次是什么呢?是从懂到不懂。有的画是画给画家看的，有的画是画给懂画的人看的，真是这样的，因为懂不是最高的标准，懂还有很多层次、很多讲究。因为我这个人不是正式学院毕业出来受过很好的教育的人，我就是个打野食的，所以我的胃口就比较好，什么东西只要是好的，我都容易接纳。艺术这个东西我想大概就是这样。

　　很多年前不是讲什么创新吗，有次开会我就问黄胄：“什么叫创新，你懂不懂?”

　　黄胄说：“我也不太清楚。”

　　后来我问华君武：“你懂不懂什么叫创新?你是领导。”

　　他说：“我讲过这话，但我也不太清楚，我也不懂。”

　　我们家乡有个城市叫怀化，现在是个交通枢纽，大城市了。从家乡来了一帮青年，画油画的、画国画的、画抽象画的，画得很好，在北京开了一个展览会。画是相当好了，不是普通的好。但是到了写展览会前言时呢，却写：我们这一群年轻人要摧毁那个旧的艺术，建立一个什么新的东西，怎么怎么，势不两立。过了几天这一帮人到我家里来了，我说：“你们这帮乡下人嘛，头一次到北京，之前就没有来过嘛，你们为什么要摧毁人家呢?人家同你们又不认识，那个东西你们摧毁它干什么?何况你们又摧不毁。你们画你们的画，画一辈子的画吧!你们还多了个任务，多了个摧毁别人的任务，你们哪里有空呢?哪里有力气?你们自己努力都来不及。比如说你们要摧毁我，我就要抵抗你们了。我要抵抗你们的话很简单，我就告诉你们的地委书记不给你们路费再来了。”

　　我是开玩笑，他们也笑了。你要建立一个什么组织“替天行道”，举起大旗干点啥，我说你先把你的画画好吧。我说一个人穷一生之力如果把画画好已经不容易了，你却还要摧毁别人，你哪里有空啊?沈从文先生也讲过一句话嘛，他说：“一个人写了一辈子小说，写得好不足为奇，写得不好才真叫奇怪呢!”画画也是这样，就是画画，恐怕也没有别的办法好想。如果想出名，就要往上爬、钻门路、跑政治路线，另外就是拼命地弄钱，这样就会影响你画画了，你的画肯定画不好——花很多心思在别的上面了嘛，怎么能画好呢?

　　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想到画的历史、画的发展。说创新，你今天不创新明天就创新了?我以前就讲过一个例子，那是比较闭塞的时候，某一个人通过一种渠道从国外得到一本外国的画册，把门关起来，画、画、画，一个月、两个月后，拿去给周围的朋友看，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你这是创新呀!这可不得了了。现在大家都有了外国的书，你再弄这个，大家就会说：“唉!原来你学它的。”

　　我从来不以创新为目标，就如你搞造型艺术吧，那个仰韶文化，陶器的样子，你做一个我看看，你能超过它吗?六千年前的东西，你做一个试试看，没什么人能超过它们的。所以艺术上只有好坏，没有新旧。我老是在想这一类的问题，一种艺术的新形式的出现，不是你想干就能干的事情。比如说工业革命、产业革命以后，社会的力量扩大了，钢铁出现了，蒸汽动力出现了，电出现了，水泥出现了……于是呢，大城市出现了，高楼大厦出现了，那垂直的线越来越多，高得不能想象。横线、垂直线、光、各种弧线的出现，使人的美感起了变化，那么人家看到表现这方面的画就会信服，真有这么一回事。但是若长期关在鸽子笼里头生活，要求解放，要求精神上的解放，只能通过幻想出现一些东西。等到人们不满足于这些方格子、垂直线、弧线了，就又出现了另外一些画派，巴黎画派那一批人，都是这么出现的。毕加索这些立体派画家的出现，都是因为以前的原因产生以后的结果，都是这样出现的，并不是说事情都是一下子出现的。

　　范曾认为中国画就是中国画，不要中西结合，只需把中国画画好。范曾这个人我不喜欢他，但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我们倒是一致的。

　　贝聿铭是一个大建筑家，人家问他：“你觉得中国的建筑，如北京城，怎么把它恢复起来?你的看法是怎么样的。”贝聿铭先生说：“三个字：太晚了。”再问他：“你觉得中国传统同现代的建筑结合起来的可能性怎么样。”贝聿铭先生说：“两码事。”

　　就是这样六个字，一个是“太晚了”，一个是“两码事”。

　　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一定要结合?就如同那民间艺术为什么要改良?我实在不懂，人家好好地在那里，你改什么良。你的修养又不够，对民间艺术毫无认知。你有一种想当然的力量，认为自己可以做民间艺术的老师，结果却改得一塌糊涂。我的意思是这样，就是不同范畴的事情要按照哲学规律来考虑。它们是两个范畴，就不能硬把它们搞在一起。小说是小说，新闻是新闻，新闻是报道发生过的事情，不能把新闻当成小说来写，如果那样写了就谁都不信了，因为小说是可以编的嘛。拍照是告诉人家世界上真的发生了这件事，你又重新比照着拍一次，噢，人家说原来这是可以重拍的，结果原来的那个效果就没有了。（作者黄永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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