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式文人以独特的审美情感和系统的技术技巧用毛笔书写汉字，书写主体的集体人格化、书写工具的强大表现力、书写技法的高度程式化、表现客体的形音义自足与千变万化，使得中国书法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写字”，成为民族特色鲜明的专门艺术。在中国艺术内部，书法也颇有代表性。文字是文明最基本的要素，而汉字的实用与书法的审美一体两用密不可分，所以中国书法地位特殊——历史上，汉字始终是中国的通用文字，故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书法，民族跨度较大，更加广泛地承载着56个民族所共有的中华民族精神，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阴阳调和的辩证法、自强不息的生命观、写意抒怀的艺术观等，在中国书法中均有集中的、综合的反映。

　　中国书法以汉字为载体，自然依随汉族的文脉而发生、发展，同时也得益于中国少数民族的参与和创造。

　　早在东周时期，鲜虞族建立的中山国所出“中山三器”与“守丘刻石”，便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名作。楚汉相承，由南方少数民族参与创造的先秦楚系书法与周—秦文字系统一道，对汉代书法产生重要影响。正是在汉代，篆、隶、草、行、楷五种书体创立完备，从此中国书法以风格史为主线，不断从辉煌走向新的辉煌。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资源南北分流，由此逐渐形成1700年来中国书法碑、帖两大体系双峰并峙的基本格局。北方少数民族直接确立了北碑体系，也间接促进了南帖体系的发展——元代，朝廷为笼络士人，礼聘宋朝宗室赵孟頫并推赏其书法，赵氏倡导的复古书风，亦使宋末颓微的中国书法重回传统正道。同时，以鲜于枢、康里巎巎、耶律楚材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书法家群体，以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和较高的艺术成就，为中国书法的保护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清代，许多皇帝偏爱书法并身体力行，对中国书法产生了积极影响。尤其是康熙、乾隆二帝，分别崇尚董其昌和赵孟頫这两位继承型的帖学大家，令清代前期书坛延续了书法正脉。清代中后期，由于文字学和考古学的发展，促成了碑学中兴的局面。

　　因此，中国书法在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一是在中华文化整合中的标志作用——中华文化整合的核心内容，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混融，其关键点在政治军事上表现为秦(代表黄河文化)灭楚(代表长江文化)，在文化艺术上则以汉字(书法)之“书同文”为标志;二是在中华文化传承中的文献功能——书法遗迹即文字遗存，不仅可与其他文献相互印证，甚至在相关文献损毁阙如时成为研究某段历史某些问题仅有的线索，堪称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例如被誉为“篆中之草”的《散氏盘》铭文，本为一篇地契，却是研究西周晚期诸侯国纠纷与土地流转制度的珍贵文献;三是对中国社会的维系调和作用。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以中和简静、含蓄深沉为主要审美取向，具有人文化育功能，关乎科举应试需要并与儒、释、道兼通的中国书法，为统治者治人尤其是治士贡献独特——不仅所有读书人都要学书法、用书法，受到书法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入世不利的文化精英如苏轼、徐渭等，往往也以书法释怀寄情、寻求精神的超逸。

　　近百年来，新文化运动导致毛笔和文言文被边缘化，汉字简化导致繁体字被边缘化，电脑和手机的普及导致汉字手写方式被边缘化，均对中国书法产生巨大冲击。然而，中国书法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在创作实践、理论研究、学科建设、教育教学、媒体传播、市场运作诸方面得到发展，成就了新时期持续三十多年且至今仍在升温的“书法热”。中国书法素有强大的文化辐射力。汉唐之际，中国书法远播海外，日、韩及东南亚所谓“汉字文化圈”至今仍有余波，清末杨守敬还被日本人尊为“日本书道现代化之父”。如今，随着中国国力日盛，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中国书法以其民族辨识度高、门槛较低、趣味性强、便于操作和展示等天然优势，尤其因为它旁涉诸学，如文字学、文学、文献学、考古学以及中国画、篆刻等，堪称进入中国文化的“绿色通道”，正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参与。

　　2009年，中国书法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书法不仅是全球华人心中的一面精神旗帜，而且是人类共有的宝贵财富。面对西化、现代化、全球化，中国书法应处变不惊，走向世界。

来源:人民网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