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鹤：我觉得艺术跟科学不同，艺术是一种感性的事物，科学是理性的。如果完全是凭借理性去学习艺术，是很难有成就的。艺术是一种感觉，感觉是天生的，是天赋。所以，很多有成就的艺术家小时候都是穷困潦倒，都是饥寒交迫，痛苦不堪的。所以，我一直都说，艺术是苦闷的象征。很多伟大的文学家都是苦闷的象征。那时候知识都是从纸袋里面来的，以前没有旧报纸，没有塑料袋，只有在一些富人逃难走了之后，入屋偷东西的人把屋内剩下的一些书本拿出来，按重量来卖给商铺，而商铺则用其中的纸张来包东西，我的学问主要就来自这里，就不像现在读书，拿着本词典，听着大教授讲课，这种经历我从来都没有试过。

美术报：艺术创作需要技巧吗？

潘鹤：艺术创作有了感情，技巧才有用，等有话要讲，有感情去发泄，是动力，是电力，需要讲的时候，就需要借助技巧，无感情，只有技巧是没用的，先学手段再培养感情怎么可能呢？现在很多人就弄虚作假。艺术不同于科学，科学需要很细致的，艺术则是感情，需要感动人。如果连自己都没有感动，怎样去感动别人？现在很多都是功利主义，很多艺术家都不是为艺术来的，完全就为了钱。以前学艺术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现在就不是了，个个都以为做艺术家有很多收入，一幅画价格上亿。这样的目的去学艺术，怎么行呢？现在很多人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人民币服务，这当然“弊”啦。

美术报：您对艺术市场的收藏火热现象如何看待？

潘鹤：目前艺术收藏很火热，这是一种动力的表现。现在炒买书画已经成为了一种主流，关键在于方向如何。

创作，永无止境

美术报：在众多创作的作品中，哪一些是您最满意的？

潘鹤：幸运的是，社会都很信任我，通过各种途径找我做雕塑，我都登记下来。我考虑他们是不是真心实意找我的，他们委托的内容，是不是值得我做的题材。所以，这样下来，基本接下来的那些，都是自己感兴趣的，可以做的。我有个特点就是，解放前从不为“伪政府”做事，解放后从不为私人做事，除非有些人做慈善，为公益事业，或者有了钱有孝心，为父母做像这些。其他不感动我的话，我就不会接的了。

我创作上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每一件都没做完就交卷了。这也是一种自我完善的过程，如果认为完美了，意味着才华到此为止。

美术报：著名画家黄少强先生对您的影响有多大？

潘鹤：我当时跟了他5个星期，他就去世了。不过他对我影响很大，他不是把艺术作为生存的手段，而是当作为人民服务的手段，哪怕倾家荡产都要全国游历，认识社会，认识生活，用自己的艺术描写人民的疾苦。所以，艺术是不需要考虑技巧的，主要是艺术家的人格，有人格自然有风格。在这方面，他对我的影响很大，他说艺术很难为人谋生，只能为人民作出贡献，这些思想对我的影响都很大。

美术报：您一向被认为是中国城市雕塑文化的开创者。您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提出城市雕塑理念的？

潘鹤：雕塑在全国范围内走向室外是我和刘开渠发起的，最初在广东，后来蔓延至全国各地。我很早就开始做城市雕塑，《雕塑的主要出路在室外》这篇文章是1979年发表在广州的报刊上，1981年《美术》杂志转登，当时文章一发表立刻引起中国雕塑界的重视。实际上，这是一篇总结性文章，它总结我过去多年做城市雕塑的实践与体会。“雕塑走向室外”这个观点是在我担任广美雕塑系主任时（1977年）提出的，在那个年代基本没有机会做大型的户外雕塑。我特别崇拜米开朗基罗，他做的雕塑在几百年前就在他的国家立足，我们国家那么强大，地方那么广阔，居然没有户外雕塑，太不合理了。

美术报：最近几年，各地都加快了“城市雕塑”的建造节奏，很多城市的地标性广场、建筑物或公园内都树立了形式各样的雕塑。但与此同时，人们对这些雕塑并不买账，甚至大呼“雷人”。这种“奇观”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与批评。您如何看？

潘鹤：这点我曾经和刘开渠谈过。当时北京有一条街的雕塑做得很差，刘开渠和我商量说要不要把街道两旁那些雕塑全部拆掉，我说，还是不要拆，拆掉打击不了不三不四的艺术家，只是打击了官员的信心，以后不敢再做雕塑。但是他们照样可以做雕塑，拆了北京的，他们可以去其他地方做（雕塑）。所以我对刘开渠说，我们提出城市雕塑，可能成为历史的功臣；但现在看来，劳民伤财、污染城市的雕塑泛滥成灾，我们反而成为历史的罪人。垃圾明显比精品多。

美术报：您如何看城市雕塑的价值？

潘鹤：城市里竖立起雕塑作品，本应该传达真善美，提升城市的文化形象与市民的文化修养。但事实上，大大小小的城市雕塑污染了整座城市。太不像话，太气人。乱七八糟，让人受不了。仅仅从这一点看，就足以说明艺术界的混乱。

美术报：能否举例说明城市雕塑乱象彰显艺术界的混乱？

潘鹤：真善美是艺术家最起码的价值底线，其中，真是首要原则。而我们看到，很多艺术家早已丧失了对“真”、对“真诚”的追求。有人既然想做城市雕塑，不管这个题材是否打动了自己，就通过各种见不得人的途径去争取这个项目。（作者梁志钦韩帮文）

来源:美术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