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听喜欢书法的朋友说，当下楷书最不吃香，尤其唐楷更是如此，在书法展览中最难获奖。的确，目前的楷书领域，书写者在艺术构思、章法布局，甚至在用纸格式上都经过精心设计，以期获得最佳艺术效果，但是真正能体现楷书自身风骨的却不多。雄浑圆劲的颜体，刚健精美的柳体，清峻险绝的欧体，秀雅妍美的赵体，在当下并不多见，许多作品往往带有浓重的行书意味，或者笔画粗重如墨猪，无经典楷书潜虚半腹、古雅端庄之妙。笔者认为，当前书法界这种“去唐楷化”的倾向应该引起关注。

　　楷书之滥觞可溯至东汉王次仲，他“始以隶书作楷法”，楷法即正书。但历代对此说评价不一，且至今未见王次仲真迹。有迹可考者为三国时期的钟繇，他在汉末隶书变革的大势下，变藏锋波磔为横捺点画，并参以章草笔法，是楷书的真正开创者。东晋时期，王羲之作《乐毅论》，王献之作《洛神赋》等，楷书得以发展。但二王更钟情于行、草。此时的楷书，虽有江左的自然灵秀，却少豪迈雄强之骨力。

　　将楷书推向第一个高潮的是南北朝时期的魏碑，是由隶书到唐楷的过渡书体，亦称魏楷。代表作如龙门造像、云峰刻石、四山摩崖、邙山墓志等，点画峻利，行笔迅疾，转折侧锋取势，结体纵横欹斜，错落自然，可谓风貌独特，格调雄强。但书法家大多为民间人士，不仅字法结体面孔繁多，而且用笔结字尚欠精严。

　　楷书的第二发展高潮在唐代，以尚法垂史的唐楷将楷书推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顶峰。初唐四大家欧、虞、褚、薛，继承王羲之遗风，兼具北朝峻拔拙朴之气，同时又各展所长，为后世留下不朽的楷法。其后的颜真卿、柳公权继起，锐意求变，创立新法，以雄浑劲健的豪迈书风，将楷书推上无以复加的极致。可以说，唐代楷书，在欧、虞、褚、薛、颜、柳六大家的推涌下，浩浩荡荡走过了三百余年的历史。

　　由上述可知，在漫漫的楷书史上，唐楷不仅使楷书定型，而且推出的六大家，为后世树起难以逾越的高峰，高峰的极顶则是颜柳。当今书法界的“去唐楷化”，使当代书法失去耸天的主峰，它就只能在层峦的峰腰游弋和徘徊，不仅失去了“无限风光在险峰”的高度，而且失去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势。

　　书法界有一种说法，唐楷尤其是颜柳的楷书，法度过于森严，往往影响向行草的转化。这确是实际存在的问题，但不过是技术的小问题。历史上的楷书大家也都是行草大家：王羲之的《兰亭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十七帖》是草书的经典范本；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号称“天下第二行书”；柳公权的《兰亭诗》也是行草的名篇……正因如此，历代主张学行草必先从学楷书入手。苏轼在《书唐氏六家书后》云：“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在苏轼看来，行草由楷书衍生而成，楷书是根和基，不掌握楷书这个根基，怎么能掌握行草这些枝干呢？历史上书家的师承也可看到正楷与行草的转化。颜真卿以草圣张旭为师，曾两次辞官向张旭学习，最终却以登峰造极的楷书名世；颜真卿的得意弟子，竟是另一个草圣怀素。在颜真卿看来，张旭之所以能创作出飞扬奇丽、神奇莫测的狂草，楷书的深厚功底起了重要作用。此说对怀素震动甚大，他秉承张旭之笔法墨髓，师学颜真卿之创新精神，以楷法作草书功底，进一步将草书推拥到令人叹为观止的高度。

　　唐楷之所以能成为楷书的顶峰和行草的根基，在于它具有艺术的完美性和法式的规范性。艺术的完美性表现在笔画的详备。篆隶楷的笔画特点是详备，而行草的笔画特点是简约。历来盛传的“永字八法”，是楷书丰富的笔画美的大致概括。其实，楷书远不止这八种形态，而是种类繁多；这八种笔画的每一种，也远不止一种形态，而是千变万化。正是楷书尤其是唐楷笔画的详备性，为行草笔画提供了雄厚的根基。

　　楷书沉稳扎实，其规范性体现出楷书的楷模性。张怀瓘《书断（上）》云：“楷者，法也，式也，模也。”唐代书法之“尚法”，则以楷书为代表。《永字八法》不仅成了学习楷书的经典，甚至成为书法的代名词。从书体史的发展看，书法有一个由篆书（包括甲骨文、大篆、小篆）到隶书再到魏碑，最后到唐楷的演变过程。唐楷作为前三种书体发展的终极形态，其法式和规范自然包括了前三者。行草作为楷书的速写和草写，其法式规范皆与楷书有关。

　　书法是在实用的基础上产生的艺术，而现当代的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书法逐渐退出实用领域。基于人们对传统书法的热爱，社会上出现一次次的书法热，当今人们学书法，已超越实用直奔艺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全面继承中国楷书这笔珍贵遗产，使其在当代发展光大，实在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作者崔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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