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绘画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画家，即北宋的王希孟。他的代表作品大家都知道，是《千里江山图》，堪称北宋宫廷画院青绿山水的扛鼎之作，至今在青绿山水的创作史上，也可谓无出其右者。而恰恰是这样一件如此珍贵、如此高水平的作品，竟是王希孟在年仅18岁时创作完成的。很可惜他二十出头就去世了。另一个代表性的画家，是明代的仇英。虽然仇英的生卒无确切记载，但根据徐邦达先生《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仇英生卒年岁考订及其它》一文的叙述，得知其大约生于1502年或1503年，卒于1552年，也就是说他一生只活了五十岁左右。而据史料记载，他的代表作《汉宫春晓图》大约作于1517年左右，也就是在他十五六岁的年纪。众所周知，此件作品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也是仇英重彩仕女题材中极有代表性的一件画作。但谁也没想到这么重要的一件作品，竟出自一个如此年轻的画家之手。

也许有人会说，你讲的这两位可能是特例，不具有普遍性吧?我告诉大家，真不是特例，还可以列举出更多的事实来，比如任伯年(1840—1896)，他一生只活了56岁，而四十岁到五十来岁这么一个时间段，为其创作的鼎盛期。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苏武牧羊》《酸寒尉像》《蕉阴纳凉图》等一批传世佳作。再比如陈洪绶(1599—1652)，一生只活了53岁，却能够做到在山水、花鸟、人物等方面皆佳，尤以人物画成就最高，其“力量气局，超拔磊落，在仇(英)、唐(寅)之上，盖明三百年无此笔墨”。此外单单从年岁上看，唐寅(1470—1523)活了53岁，顾恺之(约346—407)活了61岁，石涛(1642—约1708)活了66岁，李公麟(1040—1106)活了66岁……当然，在古代画坛还有不胜枚举的此类例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认真梳理一下，你会发现，虽然他们在当时都比较早地就离开了人世，但并未妨碍其成为名垂画史的大师、大家，也丝毫不影响其精品力作的诞生和传世。而且根据众多史料记载和分析来看，他们那些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往往都是在中青年时期创作的，即便有些画家虽然也比较长寿，但也并非在晚年，或者说并非都是在年纪很老的时候才完成其重要作品的。

远的不说，就拿近现代画家来讲，徐悲鸿(1895—1953)一生只活了58岁，其代表作《田横五百士》为其34岁时所作，《愚公移山》为其45岁时所作，《奔马图》为其46岁时所作。刘海粟(1896—1994)虽然属于长寿画家，活了98岁，但他同时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早熟画家，16岁就与同仁一起创办了中华民国时期正规的美术学校——上海图画美术院，并在19岁时首次设立了人体写生课，39岁时便完成了其油画代表作《南京夫子庙》，并在25岁至40岁期间陆续发表与出版了多本译著和论著，如《梵高》《高更》《马蒂斯》《欧洲随笔》《现代绘画论》等，为近现代美术教育做出了积极贡献，而这些也正成为了其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立足并留名的一个最重要，也最为有力的依据和凭证。林风眠(1900—1991)也算是个长寿画家，活了91岁，但其25岁时就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兼教授，27岁时受蔡元培的邀请在杭州创办了艺术高等学府——国立艺术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并担任院长。其26岁时发表了《论东西艺术之前途》一文，正式提出“调和东西艺术”的主张，27岁时完成早期油画代表作品《人道》，45岁时创作了水墨画代表作品《猫头鹰》等。另外，蒋兆和(1904—1986)在1941年至1943年间，即40岁不到就创作出了其绘画的巅峰之作《流民图》。当然，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不少，不再一一列举。

而在书法方面，这样的事例就更多了。像书圣王羲之(303—361)，一生只活了58岁，而在他50岁时写下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的作者颜真卿(709—785)，虽然76岁才去世，但《祭侄文稿》则在其49岁时写下的。再比如苏轼(1037—1101)，一生活了64岁，而在他46岁左右就写下了天下第三行书《寒食帖》。当然还有其他众多书法家，也都是在中青年时期创作完成了其代表性作品的，比如孙过庭(646—691)，一生只活了45岁，在其41时写下了理论名著《书谱》;米芾(1051—1107)，一生只活了56岁，在其37岁时写下了两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苕溪诗帖》和《蜀素帖》;怀素(737—799)，一生只活了62岁，在其40岁时写下了草书经典《自叙帖》;黄庭坚(1045—1105)，一生只活了60岁，在其五十来岁时写下了代表作品《诸上座帖》。寿命更短的书家也有很多，比如王献之(344—386)一生只活了42岁，却给世人留下了《中秋贴》《鸭头丸帖》《淳化阁帖》等经典佳作。王宠(1494—1533)一生只活了39岁，却也创作出了诸如《诗册》《杂诗卷》《千字文》《古诗十九首》等不朽作品。

在文学方面，也同样有不少例子可以说明。比如骆宾王(约640—684)7岁时就写下《咏鹅》这首诗，44岁便去世了。另一位“初唐四杰”的代表人物王勃(约650—约676)，更是英年早逝，26岁就不在了，但仅一篇《滕王阁序》却让其名垂千古。被称为“诗鬼”的李贺(约791—约817)，26岁就离开了人间，但并不影响其长吉体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另外，李白(701—762)，一生只活了61岁;王维(701—761)，一生只活了60岁;王昌龄(698—757)，一生只活了59岁;杜甫(约712—770)，一生只活了58岁;孟浩然(689—740)，一生只活了51岁;柳宗元(773—819)，一生只活了46岁;李商隐(约813—约858)，一生只活了45岁;陈子昂(约659—700)一生只活了41岁，等等。

当然，以上我列举的这些，并非在说明他们的寿命多么短暂，而是在着重强调两点：一、尽管他们的寿命短暂，但并未因为其当时的年纪轻而创作不出具有高水平、高质量的传世精品。二、仅从他们的生卒日期就可以看出，他们创作的黄金期、高峰期，也大都集中在中青年这一时间段，而并非像许钦松所讲的老年时期。另外也在告诉大家，虽然中国传统文艺博大精深，但也并非都是必须上了一定岁数才能真正消化和掌握的，也并非完全是靠时间、功夫或阅历的循序累积来得以修成正果的，先天的禀赋和才情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同样不可被忽视，也不容被忽视。

有人曾做过一个调查，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在东汉时期为22岁、唐代为27岁、宋代为30岁、清代为33岁、民国为35岁。姑且不论此调查的数据可不可靠、准不准确，但毫无疑问地讲，古人的平均寿命是不长的，这一点与上面我例举的诸多事例也是相符的。因此综合来看，说中国画是老年的艺术，或者说只有到了60岁之后才可称之登堂入室，这样的论断其实是站不住脚的。而所谓的人书俱老、人画俱老，则需要充分的前提条件，没有深厚的底蕴、过人的才能，以及难得的感悟力、爆发力、表现力等，基本不可能达到此境界。做为年轻艺术家，我们千万不能将希望过分地寄托给自己尚不可知的未来或晚年，为自己目前浅陋的技艺找一些堂而皇之的、用以开脱或慰藉自己的理由，并天真地以为年纪大了功力自然就会深厚。而对于年长的艺术家来讲，也不能倚老卖老，看不起或者瞧不上年轻人，所谓“莫欺少年穷”，说的也正是这个道理，何况历史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证明：年轻时期，再宽泛点说，六十岁以前，才真正是创作精品的最佳时期。我曾在《60岁对书画家来说是个坎》一文中也有过此方面的论述，在此不多赘言。

总之务必须知，岁数的年长、高寿，并不等于技艺的高水平、高境界，生理的“老”(老朽、衰老)与艺术的“老”(老道、成熟)，也并没有必然的、因果的关系。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为，艺术家岁数大，其功力就一定深、水平就一定高;艺术家岁数小，其功力就一定浅，水平就一定低。且众多事实已经告诉我们，尤其在当下，大多数书画家却恰恰是“人老书朽”“人老画差”，年纪越大，其技艺越退步，水平越不及从前。而对比古人，他们竟在那么年轻时就已经创作出了如此不朽的名篇巨著，诞生出了如此传世的经典力作，做为今天与其当年同岁数，甚至比他们岁数还要大的我们，却鲜有真正能够代表时代水平和风貌，真正能够经得起时间品评与考验的精品产生，难道不觉得羞愧，不值得好好反省吗?

当然，在当下也并非完全没有优秀的艺术家，的确有部分健在的画家就比较出色地做到了，比如靳尚谊(1934—)43岁创作了代表作品《北国风光》，49岁创作了《塔吉克新娘》《鲁迅》，50岁创作了《瞿秋白》。刘文西(1933—)27岁创作了《毛主席与牧羊人》，邵增虎(1937—)42岁创作了《农机专家之死》，林墉(1942—)30岁创作了《战地新歌》，罗中立(1948—)31岁创作了《父亲》，陈丹青(1953—)27岁创作了《西藏组画》，高小华(1955—)23岁创作了《为什么》，田黎明(1955—)32岁创作了水墨淡彩“肖像系列”，毛旭辉(1956—)28岁创作了“红色体积系列”，刘子建(1956—)33岁创作了“墨象系列”，张晓刚(微博)(1958—)26岁创作了“幽灵系列”，南溪(1960—)45岁创作了“晕点系列”，邵戈(1962—)34岁创作了“城市垃圾系列”，晁谷(1962—)39岁创作了“残荷系列”，许振(1962—)51岁创作了“水韵青花系列”，方力钧(1963—)28岁创作了“玩世现实主义题材系列”，王非(1964—)41岁创作了“关系系列”，曾梵志(1964—)30岁时创作了“面具系列”，等等。但大家须注意到，以上这些画家，多集中在油画、新水墨或当代艺术领域，纯粹走传统中国画一路且真正能够崭露头角、出类拔萃的，在当下却实在不多。这也是一个十分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不过在传统中国画的创作上，年纪越大，水平越高的情况历史上也有，比如黄公望(1269—1354)，在79岁高龄仍创作完成了其传世佳作《富春山居图》;文征明(1470—1559)八十岁时仍创作完成了代表画作《古木寒泉图》，且八十五岁时仍能写一手精美的蝇头小楷;齐白石(1863—1957)到了晚年进行了衰年变法，笔耕不辍，直至去世;黄宾虹(1865—1955)尤其在八十岁以后的技艺较之从前更加炉火纯青，创作出了许多“浑厚华滋，舍丘壑而观笔墨内美”的近乎天籁且老辣的作品;张大千(1899—1983)晚年也开创了泼墨泼彩的大写意画风，创作完成了《长江万里图》等重要画卷，等等。但须清楚的是，这些所谓“晚熟”的例子在历史长河里毕竟是少数，而且他们之所以能够在晚年“登峰造极”“更上层楼”，在艺术生命上绽放得更加绚烂夺目，与其年轻时所打下的扎实基础，所具备的深厚积淀等密不可分。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被一些人不切实际、信口开河的言论所误导，或者被自己的主观臆断所迷惑。只有真正认清历史事实，认清艺术创作的自身规律，才能清晰地知道如何去分配自己的精力和时间，以及如何去规划和把握真正精彩的艺术人生。（作者王进玉）

来源:艺术中国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