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滤泡沫”(thefilter bubble)是左翼政治与互联网活动家伊莱·帕里泽(Eli Pariser)在2011年同名著作中创造的一个词，指的是互联网用户受网络内容算法编辑的影响，其信息环境越来越个人化的现象。我们在2014年初开始深入研究这个课题，与艺术家讨论线上人格与搜索历史导致的自我划分等问题。我们开始对算法和个人网络浏览行为如何被解读或是误读这些问题感兴趣。

2015年5月，我们应蓬皮杜中心的克里斯汀·马塞尔(Christine Macel)邀请，在“Prospectif Cinéma”中展映一些录像和电影作品。我们重点探索了过去十多年中YouTube、Instagram和Snapchat等网站出现以来，电影和录像的制作与消费发生了怎样巨大的变化。我们决定将项目架构围绕帕里泽的“过滤泡沫” 概念展开。这次展映启发并促成了在苏黎世LUMA/Westbau的展览。

路易莎·加利亚尔迪《伊芙琳》，2015年，墨、乳胶在乙烯基上，163.3 x 119.5厘米

“过滤泡沫”展览不仅基于巴黎的展映，还标志着“89plus”项目将三年来的研究转化为展览的愿望，并显示出这一长期探究型项目的反思性。[1]“过滤泡沫”展示了40多位国际艺术家、作家和技术专家的作品，他们对长期以来极具诱惑力的无知做出了一系列尖锐的反应。在不断增长的庞大数据中寻求相关性使得这种无知显得愈加强烈。

当今的互联网用户处在便利性、意外事件与监控之间的不断协商中。眼前利益优先，而算法成了外包的主体性。“过滤泡沫”是“89plus”对互联网一代创作实践的探究，主张集体审视帕里泽所描述的“冲动的当下自我”和“未来的理想自我”之间的对话，并兼顾在数码领域对公共话语产生的影响。[2]

菲利克斯·梅利亚《全在一片空地上》，2015年，手机、充电线，尺寸可变

“过滤泡沫”展的参加者揭示了在我们与知识之间建立关系的新方法。简要介绍一下他们各自关注的问题有助于我们一览艺术和哲学探索的新兴领域的概貌，并抵抗即时性带来的令人麻木的舒适感。尤洛特·阿尔瓦拉多(Yollotl Alvarado)承认，引导我们与互联网互动的算法是那些“揭露影响我们获取信息的力量”的政治宣言。而路易莎·加利亚尔迪(Luisa Gagliardi)则警告我们，个人设备不是什么获取新信息的门户，而是一面面“个人的镜子”。[3]克里斯塔·西格林(Crista Siglin)和艾萨克·怀尔德(Issac Wilder)的作品提供了“在过滤的时代对亲密性的思考”，探索了数码化的关系如何消解了诸如目光接触等信号的意义。菲利克斯·梅利亚(Felix Melia)想象了一个梦魇般的情景，匿名的浪漫短信通过网络消息服务自动发送到一组手机上。而乌尔班·泽尔韦格(Urban Zellweger)则探讨了坐在电脑面前的身体经验异化的现象。

索菲娅·阿尔·玛利亚《带着疑问的另一天》，2015年，单频道录像，iPad，药粉，尺寸可变

一些艺术家试图使不可见变得可见。例如詹姆斯·布赖德(James Bridle)创作的旗子运用了浏览器扩展软件Citizen Ex挖掘浏览数据揭示出互联网的物理架构。其他艺术家如索菲娅·阿尔·玛利亚(Sophia Al Maria)探讨了信息时代的应对机制。她的作品《带着疑问的另一天》(Another Day Having Doubts)涉及她那一代人对处方药“聪明药”(Adderall)的变相享用。艺术家解释说，“我们之中那些爬到信息爆炸时代的互联网尖端的人需要些东西帮自己更好的适应状况。”

乌尔班·泽尔韦格《无题》，2015年，布面油画，60 x 60厘米

互联网还提供那些在居于某种文化格调中的人与外界联系的途径，创造差异化的在线社区。安德烈娅·克雷斯波(Andrea Crespo)的作品诠释了这种差异化社区：“存在于各种图像共享平台边缘的特殊社区”，如“网上的神经分裂末梢”的社区“用无尽的拥抱聚合”。尽管有这些联系，算法制造的亲密感仍然让许多人感到尴尬。博戈希·塞库科尼(Bogosi Sekhukhuni)的作品《意识引擎2：缺席的黑人爸爸博特》(Consciousness Engine2:absentblackfatherbot)通过社交媒体形成，和西格林、怀尔德或梅利亚的创作很相似的一点是它们诠释了在线亲密对话的尴尬。

尤洛特·阿尔瓦拉多《谷歌巴黎总部工程师的墙面复制品》，2014年，墙面上油漆、自黏性乙烯基，尺寸可变

亚历克斯·麦金·多兰(Alex Mackin Dolan)和尼古拉斯·科罗迪(Nicholas Korody)等其他艺术家则选择了模糊的方式将似乎不相关的图像和物品并置。很多艺术家还有一种想法是测试由算法做出决策的可能性。这很像前卫艺术、达达主义的精神。他们将偶然性作为一种媒介探寻其对荒诞性的影响。雷切尔·艾伦(Rachael Allen)受布告牌启发创作的诗歌就是一个例子。还有瓦利亚·费季索夫(Valia Fetisov)的《偏执应用程序》(Paranoiapp)也是这样的作品。作品中的应用程序泄漏注册用户的地理位置数据，并将此信息发送给由算法随机选择的另一个用户。反转也起到重要作用：马克斯·霍金斯(Max Hawkins)的打印机给观众提供由随机的生成器指定的某个目标地点的路线指南，“并指出，真正的意义来自意外事件和暗示而不是相关性”。

亚历克斯 · 麦金 · 多兰，(左)《酒精幻影》，2015年，纸板、丝绸玫瑰，尺寸可变
(右)《珍妮的秘密》，2015年，纸板、小硬件、箱子、油漆，尺寸可变

这些可见性、应对机制、差异化社区、亲密感的尴尬、拥抱模糊、算法选择和反转等主题在整个展览中互相关联和重叠。它们并不固定，不断波动、振动和摇荡。未来的行动永远无法由过去的行为所决定。

展览开幕一年后，这些主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媒体在最近的社会政治事件背景下对过滤泡沫进行了大量讨论。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许多人为唐纳德·特朗普胜选的消息感到失望。选举结果揭晓第二天《纽约》杂志发表的文章中德雷克·贝尔(Drake Baer)谈到过滤泡沫如何创造了极端的媒体个人化，以至于我们再也看不到其他观点，并被令人沮丧的选举结果所震惊。[4]

詹姆斯`布赖德《Ex公民的旗帜》(局部)，2015年，数码打印旗帜、绳、钮扣，共五面，每面91 x 152厘米

今年早些时候，英国退出欧盟的消息传出后情况也很类似。在《卫报》最近一篇文章中凯瑟琳·维纳(Katherine Viner)讨论了过滤泡沫对退欧产生的社会后果：“我们陷入了一系列混乱的战争……战争进行于设计者构想的那种开放网络平台和设置准入门禁的脸书等社交平台之间，也在掌握充分信息的公众和受到误导的群氓之间”。[5]然而，这些体系并非带有这样或那样的成见。弗兰克·布鲁尼(Frank Bruni)在《纽约时报》上写道：“互联网并未被左翼或右翼、保守或自由所操纵，至少我们还没有试图这样操纵它。互联网的目的是提供更多同类之物，不论同类之物是什么。”[6]布鲁尼所引述的是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德(Jonathan Haidt)的观点。海德认为，人类与互联网互动的平台的实际效果是放大了现有的社会趋势，也就是同类相聚、异类远离的倾向。[7]

马克斯霍金斯·《你的目的地》，2015年，收据打印纸、用户软件，14 x 19.9 x 14.6厘米

1989年万维网的发明者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认同这一观点。他最近在《纽约时报》另一篇文章中说：“我们面临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社会问题。”[8]伯纳斯-李近期与一群顶尖计算机科学家在旧金山会面，讨论互联网的新阶段。他认为现代互联网目前的状态“正在销蚀帮助人类创新的精神”。[9]伯纳斯-李最初开发的一个名为“Enquire”(探索)的软件模型启发了万维网概念。探索精神与89plus的宗旨，特别是“过滤泡沫”展览的宗旨非常契合。本展览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探索并挑战了未来行动由过去行为所决定的这一假设。我们必须保存并发扬那些能够带来惊喜和鼓励探索的系统。未来取决于此。（作者：文/西蒙·卡斯泰(Simon Castets)、汉斯·乌尔里奇·奥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 ）

来源:艺术中国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