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油嘴滑舌的讽喻已经足够多了。现在，前卫的死亡出现在菜单和餐桌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个餐桌用来庆祝——但这是一场庆祝吗?——进步观的终结。当这一观念还处在活跃的使用中时，换句话说，只要它得到历史的支持，并将历史带入未来，那就绝不意味着，艺术随着时间的进程而进步。或者说，绝不意味着，这个观念的质量循着一条上升曲线，近似于一条科学发现或技术发明所遵循的曲线。毋宁说，它仅仅意味着，负有雄心的艺术只不过被认为是进步的——在社会，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意味着艺术不得不联合，甚或预见解放计划，这项计划戴着各式各样的假面，担保了现代性的到来;最后，意味着艺术通过一种批判功能，实现了它乌托邦的雄心，这种功能将美学领域与伦理领域，或是在具体的“基础结构”方面，将艺术领域与政治领域，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从而，对于艺术与文化，对进步观的终结的这场讨论归结为一个问题——如果说艺术活动从一项解放计划分离出去，那么它还能维持一种批评功能吗?这个问题需要一个“是”或“否”的回答，伴随着一个带有希望的用以辩护的评论。我愿意试着直接回答，但是我办不到，因为这个问题以一种含蓄的方式提出，而有两个假设和一个偏见，我不确定要不要分享它们。这两个假设是：(1)当艺术活动没有从一项解放计划分离出去时，它具有一种批判功能;以及(2)艺术活动可能会被这项计划彻底切断。一个偏见则是：艺术活动本应具有一种批判功能。这个偏见会确定艺术的真实价值，以及/抑或限定艺术的品质。那么在我看来，首先，我得肯定在这个问题下面的这两个假设是否有充分的根据，这个隐含在问题里的偏见到底是否正确。

首先，让我们来问一问，在这个语境中，有关“解放计划”和“批判功能”的意思。“解放”意味着一种自由，但是它比自由更加明确。这个词用于法律、公民或政治上的(比方说一般意义上的伦理的)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的提前授权。这种授权的意思是：你还未成年，但是我认为你已经足够成熟，以至于能够在道德上预先达到你的法定年龄，因此，我准予你自律，换句话说，准予你自我决断的权利。在这一语境中，“批判功能”这个表述指的是一种警觉，这种警觉也在伦理领域内运作。艺术或审美活动，作为达成一项伦理或政治的解放事业的裁判者、守护者、担保者而发挥作用。这是第一个假设的大概意思，这个假设的内容现在需要进一步分析。

假设某人实行了一种伦理上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的提前授权(作为一项计划)，那么谁是这个“某人”，谁又是这些未成年人?这个“某人”不能是除了已经处于多数的那个人以外的任何人，否则他怎么能够肯定谁应得到解放?而且，他只能是某个掌权的人，否则他怎么授予自律?比方说，这个“某人”是一个开明的独裁者，或是一个独裁者和一个哲学家的组合：例如伏尔泰和腓特烈大帝，或狄德罗和沙俄叶卡捷琳娜女皇。或者，如果他没有掌权，这个“某人”将成为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里，一项科学的统治计划与一项权力征服的政治计划结合起来，两者处于一种正确的理论与一项合理的实践的联合当中：比如说由马克思的著作指引的共产党。一个承诺自律的开明的独裁者、一个科学人士和哲学家组成的共和政体，或是一个由阶级斗争鼓动的政党——这是一名前卫派的三种可能的版本。[1]略微玩弄下辞藻，我们可以说，正是一个主要的少数派，代表了且为了一个次要的多数派的利益而行动。就像前卫这个术语本身表明的那样，前卫是超前的。它的超前性在于成人地位，它早于将被解放的“未成年人”享受了这一地位。他们是谁?伦理学——无论它是建基于人们选举出来的官员的代表性，还是根植于卢梭关于普遍意志的观念，或是在黑格尔或马克思的辩证法里清晰地表述出来，抑或由无产阶级党派里的民主集中制裁决——需要全人类的解放：全体男人和女人，普遍地，没有阶级、种族或性别的限制。因此，看起来是这样(我将其过分简化了)：解放与革命相谐，和平与进步相谐，权力斗争与历史指向相谐，把这项计划——自由、平等、博爱——加以概括的准则与普遍性相谐。　　

在政治家和科学人士的旁边，艺术家将其活动系于这么一项解放计划，或受哲学家的邀请去这么做，甚而有时被赋予了领导的角色。[2]这是一个历史事实，[431]自启蒙运动起，而且从这一回顾的角度看，我所选的问题并不出人意料——它是一个我们都熟知的问题。它基于这样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许多现代艺术认为它的批判功能是成为一项伦理解放计划的担保人，这项计划与历史结盟，固定在政治领域，并且与一场革命保持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有很多例子：大卫与法国大革命，席里柯(Gericault)与1830年革命，库尔贝与1848年革命，塔特林与1917年革命，诸如此类。那些直接建立的政治同盟应加入无数的唯心主义者或唯物主义者，空想主义者或艺术实践的实用主义变体，他们的命运与关于一场物质的、文化的或精神的革命的种种抱负联系在一起。我不需赘言了。这个现象给一名艺术前卫派的观念下了定义。这个观念基本的思想主旨是它在伦理和美学之间建立的过渡的联系。于是，美学的解放或革命，可以视为宣告、准备、诱发或伴随伦理的解放或革命，或是围绕着伦理的其他方式。无论如何，其含义是传递性的：如果美学自由，那么道德自由;反之亦然，如果政治自由，那么艺术自由。　

因此，上文我提到的第一个假设——当艺术活动不是来自一项解放计划，它就具有一种批判功能——是基于这些历史的前后相继，或类似事实之上的。我们所讨论的是，这个假设是否恰恰根植于支援它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根植于之前提到过的偏见——即对于艺术活动来说，具有一种批判功能是有益的，而这个偏见限定了艺术的品质。如果回答“是”，那么那种批判功能的在场——[432]或它的缺席——将同时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准以及价值的标准发挥作用。显然，这种批判功能已经从艺术生产当中缺席了，它先于人类解放计划的历史呈现，这一事业始自启蒙运动，并且标志了现代性的开启。启蒙运动之前，艺术的功能是给予死者荣誉，为教堂服务，装点资产阶级的室内，抚慰人们的趣味等等，但是它的功能从未——至少，从未在计划上——对伦理领域施加批判性的警觉。一旦它出现在艺术作品当中，这种批判性的警觉的功能——恰恰因为它是新颖的——在根本上，从艺术作品的传统中为其所用;它还进一步禁止任何人规定那些未能同样突破自身的艺术形式。现代艺术唯一的重要性和品质就是前卫艺术，而任何满足于运用(批判)功能的艺术——这种功能早于现代性(比如说，抚慰趣味)——在失去了它的价值的同时，也失去了它的批判功能，仅仅由于它的迟钝、退化。当我们把事情推向极端时，罗德琴科(Rodchenko)是一名艺术家，博纳尔(Bonnard)则不是。　　[1]举一个例子，来自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1862)：“以狄德罗领衔的百科全书的编纂者，杜尔哥领衔的重农学派，伏尔泰领衔的哲学家以及卢梭领衔的乌托邦主义者——这些人组成了四支神圣的军队。人类奔向光明的巨大前进应归功于他们。他们是人类走向进步的四个基本向度的四路先锋——狄德罗走向美，杜尔哥走向实用，伏尔泰走向真理，卢梭走向公平。”(部分)引自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面孔》(Matei Calinescu, Faces ofModer-nity, Bloomington and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7)，第108页。

[2]因此，圣西门说道：“在这一重大的承担中，艺术家，想象力的担负者，将引领这场前进”(《论社会组织》，1825)。而另一位圣西门主义者，奥兰德·罗德里克(Olinde Rodrigues)说：“是我们，艺术家，充当了你们的先锋;艺术的威力确实是最直接和最迅速的……我们投入到人们的想象力和情感当中：因此，我们应该去实现那种最生动、最具决定性的活动;如果，今天我们似乎没有扮演任何角色，或者充其量就扮演了一个很次要的角色，那就是艺术缺少一个共同的动力和一种普遍的观念——这两者对于艺术的能量和成功来说是必要的——的后果”(《艺术家、学者、产业工人》[L’artiste, le savant et l’industriel]，1825)或者，这次引自傅立叶的弟子拉维唐(Gabriel Desire Laverdant)的话：“艺术，即社会的表现，以它最高的翱翔，传达了最超前的社会趋势;它是先驱和探测器。因此，为了了解艺术是否带着尊严履行了它作为创始者的角色，艺术家实际上是不是先锋，我们必须了解人类将走向何处，以及我们的物种的命运如何”(《艺术的使命和艺术家的作用》[De la mission de l'art et du role artistes]，1845)这三段话引自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面孔》(Calinescu, Faces of Modernity)，第102、103页以及第106-107页。

注：本文载于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杜尚之后的康德》第八章《实践现代主义考古学》第349 -352页，作者蒂埃利·德·迪弗，译者沈语冰，张晓剑，陶铮。（蒂埃利·德·迪弗）

来源:艺术中国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