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卢禹舜的人都知道，他是位不太爱用言语表达的艺术家，更喜欢让作品说话。从2013年开始，受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启发和中国国家画院“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的推动，卢禹舜陆续创作了近200幅“一带一路·人类文明”系列作品。近日，举世瞩目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 5月14日，“一带一路·人类文明”——卢禹舜作品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出卢禹舜的145件绘画作品，诠释了“一带一路”各地域不同时期的人类文明，凸显了不同区域特有的人文精神。

　　经典的东西永远流行

　　从上世纪80年代，卢禹舜便以山水、宇宙和生命作为创作的三大母题，30多年来，其“静观八荒”“天地大美”“精神家园”“彼岸理想”“河山锦绣”“乾坤大义”系列创作为中国美术界所关注。在成功的同时，卢禹舜有着清醒的认知，“回头看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山水画创作，如果说有个人风格的话，也是与当时全国整体画风紧密相连的，或者说相互之间难以拉开距离，相似之处大于差别。我作为其中的一员，在这个时期，作为系统工程的个性化艺术风格和研究方向，经过数年实践虽然已初步明朗，但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

　　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卢禹舜开始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从历史上看，确立个人风格的方法只有三种：表现领域的拓展，也就是内容出新、题材出新;形式语言的更新，也就是技法转变;二者兼顾，也就是内容与形式化而为一。对这三种确立个人风格的方法，卢禹舜分析后认为前两者在当前很难有效果。因为作为笔墨形态的形式语言用于表现自然特质的诸如勾、皴、擦、点、染等方法，由于千余年的创造积累已经几乎使用殆尽，所谓新创立的自家之方法，不过是把历史掰开了、揉碎了、打乱了，进行重新组合而已，本质上并没有突破性和创造性。而且技法越来越多地流于特技和制作，如果用艺术标准来要求，则多流于肤浅而非内在与深刻。并且以历代大师作为师法对象，并企图以他们的技法为基础谋以突破超越是非常艰难的，诸多画家对于传统以最大的功力打了进去，但没有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还有以自然作为师法对象，企图在体验感受造化之中谋求突破，表现内容也多趋于雷同、重复和平淡，除五岳、三山以外，就是三峡、大漠，近年又多云集太行，这种流行之风不会给艺术创作带来丰富多彩的繁荣局面，不会给画家探索带来风格各异、个性鲜明的艺术作品，因为流行的东西不一定会成为经典，而经典的东西才会永远流行。”

　　基于这样的思考，卢禹舜认为表现领域的拓展、形式语言的更新在当前很难有效果，二者兼顾的方法在当前对于形成、更新、完善个人风格是行之有效的。所以他近年来的欧洲写生，基本上是本着拓展中国画表现领域和更新中国画表现技法，并试图使内容与形式二者化而为一的原则展开的。这种艺术实践最终也证明了他探索的敏锐性，诞生了以“欧洲写生”为代表的系列优秀作品。

　　“欧洲写生”美在欧洲之外

　　当卢禹舜置身欧洲时，吸引他的并非书中与媒体上的博物馆、教堂、铁塔、水城、红磨坊、啤酒屋等，而是欧洲整体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所给予人的那种安宁与平静的感受。“由于我不是作家、不是哲人，也不是普通的旅游观光客，所以既没有以文学与社会学的角度，又没有以人类学与哲学的角度，更没有以旅游和观光的角度，而是以一个画家的角度来感受和体验欧洲。所以欧洲写生最基本的把握就是绝不能把自我与欧洲割裂开来。”在不割裂的同时，卢禹舜还认识到，面对欧洲，更要清楚地认识到不是某景、某物的真实记录，不能“为石而石、为木而木”，“应该是画家心灵的创造对理想与完美的自然世界的寻找、向往与追求，是借景抒情、借景造境，是‘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而不是写景写物。所以我觉得欧洲写生不可以没有欧洲，但其美应在欧洲之外。”

　　在欧洲行之前很久，卢禹舜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思想上做好了由于中国画表现语言与被表现的内容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可能会带来相互之间的不和谐而没有取得任何收获的准备，“尽管有诸位前师成功的实践成果做参照，但我还是觉得我的感受可能会与之有区别，对是否能够画好欧洲没有足够的信心。”在物质上也做了各种准备，除了常用的画材之外，还特意为了使用和携带方便，选择了册页。虽然在精神和物质上都有了准备，但以一张白纸，面对欧洲的现代都市景观和欧洲人的心态、情感、观念时，卢禹舜的头脑中还是出现很多疑问，比如，水墨是否能够承担起对欧洲这种新题材的表现任务，作为传统艺术形式的水墨通过内容的变化使其向现代转型的可能性有多大等。卢禹舜说，当时是越想越怕，面对这张白纸，越想越觉得笔的分量太重，越不知怎样下笔，“但当饱蘸水墨的毛笔与宣纸接触的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是我本人在面对欧洲，并不是水墨这种形式在面对新的题材，最终是我如何来处理这些关系。当我认定我的角色之后，确有如释重负之感，于是大胆于宣纸之上、水墨之中忘情于欧洲各国了。”

　　就这样，卢禹舜更多地倾注自身的感受和体验，在主观精神的抒发中更加充分展现欧洲自然与人文美的特殊品质。“在对欧洲客观感受的主体审美过程中，我更多的还是注意在都市文明中寻找那种淳朴与真诚，在灯红酒绿中寻找那如黛的远山、如澜的波水，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寻找那‘圣人之静也，万物无足以扰心，故静也’的虚静淡远的境界。”

　　西方耶，东方耶?

　　对于卢禹舜的这篇欧洲写生作品，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金鑫评价说，正是基于对中国画本体的这种清晰的思考和认识，卢禹舜在题材拓展、随类赋色、水墨交融与渗化等方面不断地进行大胆探索与尝试，其结果是他的作品在苍茫、含蓄之中又透出一种单纯、和谐的美。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镛看来，中国画家如何以中国笔墨表现外国风景，既是对中国山水画传统笔墨程式技法的挑战，又是拓展中国山水画创作的题材和意境、更新笔墨语言的契机。王镛分析，现代中国画家李可染“域外写生”的成功之作，开拓了中国山水画创作的新的题材和意境，更新了传统山水画的笔墨语言;卢禹舜的“域外写生”继承了李可染的开拓精神，题材更为广泛，意境更为新颖，笔墨语言也更为丰富，代表着当代中国山水画创作的最新成果。

　　“卢禹舜或许是迄今欧洲写生作品最多、也最有自觉探索意识的画家。这批欧洲写生有数百幅，它们的基本特点是建筑形象丰富，风景意象独特，并充分发扬了作者一贯的抒情作风。面对作品，我们能感觉到画家对欧洲文明的赞美与敬意，也能感觉到他对中国式‘虚静淡远’作画态度的坚持。”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郎绍君也认为，卢禹舜的艺术才能和功底，在“欧洲写生”系列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

　　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张晓凌特别注意到，卢禹舜的“欧洲写生”系列在诠释异域文化精神时所表现出的人文向度，以及全新语言风格所发散出的浪漫气息，可被视作完整意义上的对景创作。“欧洲写生”的尺幅虽小，却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画家关于欧洲文化最为系统的考察与表现，由此张晓凌认为从“静观八荒”“精神家园”系列的冥想玄思转向“欧洲写生”的现实关照，是卢禹舜创作的又一次跳跃性转折。“卢禹舜的写生从一开始就有某种审美拯救性：他虽然以写实的方式着意凸显欧洲建筑的造型与风格，甚至油画般地刻画其质感，但在东方化的笔墨抒情体系中，欧洲建筑的体量、空间、质感连同它的历史、政治、宗教都被软化了，它们似乎只存在于画面线条、色彩的交响中，旷达、迷蒙、神圣而安详。徘徊于其中，西方耶，东方耶?已难以分辨。”（记者冯智军）

来源:中国文化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