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宋末以来，文人画开始成为中国画的主要形式，这种主流地位一直保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此之前，任何技术或表达方式上的创新，都没有离开文人画的语境背景。儒家社会统治者借助文人阶层和“道统”观获得自身“政统”的合法性，同时也就赋予了文人以强大的话语权，文人画主流地位的确立与其所拥有着的强大话语权有关。

　　在艺术场中，文人阶层所拥有的政治和文化资本转化成绘画场域的话语权，建立了优势地位，并成为艺术法则的制定者。与西方以画家的绘画技术为基准的评价方法不同，文人画的评价体系包括了画家的技术和人格两个方面，即“艺”和“道”的有机组合。传统上中国画的两个主要品评语言体系，无论是谢赫的“六法”还是“逸、神、妙、能”四格都是“艺”和“道”的合二为一。

　　南朝宫廷画家谢赫建立了“六法”理论，最初是用于人物画技术层面的优劣评定，后世文人评论家们将其中的“气韵生动”一说扩展至对画家品格的评价，也由此有了宋代郭若虚的“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和文征明的“人品不高，用墨无法”的立论。

　　“逸、神、妙、能”四格中的逸格的建立也是绘画品评中人格化的体现。逸格与特定的图式相对应，成为文人画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人品的优劣与画品的高低相关联，是中国画有别于西画的一个独特的品评方法，这个标准持续了上千年。

　　在传统中国的文化背景下，理想的文人画家往往集官员、书家、诗人和画家等身份为一体，在历史上最受尊重的画家几乎都属于这一类型。然而，上世纪初，中国社会结构的变革导致传统文人阶层被新型的知识分子阶层所取代，同时也失去了儒家社会所赋予的绝对话语权。

　　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们试图借用西方的绘画传统来改造中国画，但终因两种艺术之间缺乏足够的结合点，而无法在艺术界形成共识。新时期的中国画家们如潘天寿、李可染、傅抱石等都是在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新的社会形态，发展创造出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并成为一代经典。

　　在西方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思潮影响下，人的本体性在宏观的社会结构中被重新定义，西方当代艺术在这种对自我的消解和与权力结构的抗争中探索未来的道路。

　　与此同时，中国画，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艺术类别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一方面，作为西方艺术风向标的博物馆美术馆们，利用其强大的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本试图重新定义中国画的内涵;而另一方面，中国画的书法用笔、诗书入画和笔墨情趣的技艺传统正在逐渐消退，新的艺术语言体系尚未形成。

　　探索从未停息，例如，当代水墨采用抽象的笔墨方式来进行超越绘画本体的实验，或者用新型媒介来重新表现文人画的意境，寻找中国画新的语言方式。新水墨对装饰和技艺的追求得到了市场的回应，而新文人画则以游戏的态度重拾文人的闲情逸致。在新的社会语境下，中国画开始了多元化发展的尝试。尝试仍在进行，未来依然不明朗，然而无论中国画这条路最终通向何方，相信它都将是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之上，融合了技、艺和道的包容之路，历史是如此，未来也将如此。（作者孔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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