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礼之用，和为贵”，这是国学处理不同文化、不同主张争端的一个基本思想，5000年一以贯之。这是因为，国学以人文为法则，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同的文化、主张需要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和而不同”地并行不悖;而西学以自然为法则，主张“弱肉强食”，用自己的文化、主张去颠覆别人的文化、主张，“争而趋同”地强加于人。“和而不同”，强者、弱者共生互利，是“中庸”的普世原则;“争而趋同”，适者生存，不适者灭绝，是极端的普世原则。国学和西学文化的这一根本不同，尤其形象地反映在艺术创作包括绘画创作中。

　　我们先来看西方的绘画史，战争、爱情、死亡被公认为文学艺术的三大永恒主题，而战争是更为核心的主题。死亡多由战争引发且不论，即使爱情，如特洛伊战争，也多与战争相关联。具体名作如《安加利之战》(达芬奇)、《启示录四骑士》(丢勒)、《阿马松之战》(鲁本斯)、《五月三日的枪杀》(戈雅)、《荷拉斯之誓》、《萨宾的妇女》(大卫)、《自由领导人民》、《希阿岛的屠杀》、《沙尔丹纳帕勒之死》(德拉克罗瓦)等等，其血腥的残酷使观者如对“动物世界”中狮子、花豹、狼群的掠食场面。

　　然而，在中国绘画史上，却罕有描绘战争题材的。在神州大地上，并不是没有发生过战争。这是人性的贪欲、惰性、自以为是、文过饰非的争执矛盾发展到无法解决的最后解决手段。但是，一方面，儒学反对战争，主张一切争议应采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兵者乃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所以，当面对外来的侵略战争，常用牺牲美女、土地、钱帛的办法向入侵的“外夷”求和。《昭君出塞》作为古代人物画史上的一个母题，便是反映了“化干戈为玉帛”的厌战争爱和平思想。

　　另一方面，即使发生了战争，也不以残酷的战争场面为描绘题材。《历代帝王图》包括《凌烟阁功臣图》、《中兴四将图》作为古代人物画史上的又一母题，尽管这些帝王、功臣、将帅都是在残酷血腥的战争中来建立或毁灭他们的功业的，但出现在画面上的，只是他们或成功、或失败的肖像，而不是千军万马的厮杀拼斗。毫无疑问，战斗杀戮的场面，从视觉的观赏性上，远比肖像更能吸引观赏者的眼球，那么，画家们为什么弃此而取彼呢?这不仅是画家个人的选择，更是国学文化思想的选择。只有通过这样的描绘，才能教化社会大众厌战好和的思想，而不是刺激他们弃和好斗的思想。传为李公麟的《免胄图》，是中国画史上唯一一件以战争场面为题材的创作，然而，画家所选择的却不是厮杀的场面，而是两军将领握手言和的场面!

　　一定要说中国绘画史上也有两军厮杀、血肉纷飞的描绘，那便是清朝的《平定准噶尔》之类的铜版画。而这些作品，并不是中国画家所画，而是由来华的西方传教士郎世宁等人所画。

　　在国学思想的教化下，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厌恶战争，5000年的文明史，虽然内部的战争不断，但从无主动侵略“外国”的战争，即使有与“外国”的战争，也是因求和不成而不得已奋起抵抗侵略的战争。这正体现了“为人”的人格对于“为己”的人性的克制，由个人而及于整个民族。反之，西学的思想，不仅教化了以强凌弱的好战，更造就了战争成为文学艺术的永恒核心主题。这正体现了“为己”的人性的意志，由个人而及于整个民族，将贪欲、惰性、自以为是、文过饰非推到淋漓尽致。但事实上，以战争的手段，用自己所认可的一极秩序来消灭别人所认可的多极秩序，是永远做不到的。（作者徐建融）

来源:美术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