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8年，党项贵族李元昊称帝建国，自称大夏，又称白高大夏国，史称西夏。其疆域，以宁夏平原为中心，“东拒河，西至玉门，南临萧关，北控大漠，延袤万里”(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建都兴庆府(后称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市)。其境内，有汉、回鹘、吐蕃、塔塔(鞑靼)、契丹等民族，拥兵六七十万，与宋、辽、金成鼎立之势。1227年为蒙古所灭，历传10代，长达190年。西夏立国西陲，农牧并盛，手工业、商业也有一定的发展，为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党项族原居青藏高原东北部，在唐朝以前，他们以部落为单位，分散居住，不相统摄，过着不知农耕、以畜牧为主，无法令，无徭赋，也无文字的原始社会生活。在从唐初内迁到宋初建国长达4个世纪的时间内，党项族与汉族相濡杂处，受其影响，生产和生活方式有了很大变化。建立西夏政权的党项贵族李氏，早在唐末，就以夏州(今陕西靖边白城子)为中心，成为藩镇势力。他们代代封爵，世世为官，读书写字、公私文书尽用汉字，中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更深。《宋史·夏国传》载:西夏设官之制，多与宋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曲，则唐也。唐宋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印刷业，当然不能不对西夏有所影响。

　　西夏在吸取中原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营养的同时，十分注意发展本民族的文化。西夏在继续使用汉字的同时，于建国前的二年(1036年)，就成功地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西夏文字，当时称为“蕃文”、“蕃字”、“蕃书”、“蕃语”，被尊为“国字”，并在其境内大力推行。元昊令设立蕃汉二字院，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宋史·夏国传》卷四八五、卷四八六)。并将国中艺文诰牒，尽易番书(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十二)。西夏文字的使用范围很广，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西夏文化最重要的特色。

　　西夏刻书印刷业的发展情况，不见史传记载。但本世纪以来，丰富的出土文献，却为我们提供了不少信息。西夏政府设有“纸工院”、“刻字司”，分别委派数名“头监”，统管西夏的造纸、印刷事业[1]。繁荣的宋朝印刷业，影响并促进了西夏印刷业的发展。西夏重儒兴佛，他们刊印儒家典籍，更印佛教经典;用汉文印，更用西夏文印，也有用藏文印的;用雕版印刷，还用了最先进的活字印刷。与西夏同时的辽、金，地处中原，印刷业也较发达，但迄今未见有契丹文、女真文刻本，更未见活字印本，这是西夏与辽、金重要的不同之处。西夏刻书印刷事业的发展与繁荣，促进了西夏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的发展。

　　一、西夏印刷品实物的发现

　　清末以来，中国国力衰微，藩篱不固，列强入侵，西方探险家纷纷来到中国西部地区探险、考古，使包括西夏文献在内的大量珍贵文物、文书流失海外，并被逐步披露、研究。建国后，随着文献考古事业的发展，包括西夏文献在内的西夏文物，在西夏故地又有很多重要发现，进一步丰富了研究的实物资料。

　　西夏文物、文献的发现，时间最早、数量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当数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的发现。黑城蒙古语称哈拉浩特。现在已知城内东北隅的小城是西夏重镇黑水城，元代扩建为今城，为亦集乃路治所，明代以后，逐渐荒废[2]。

　　1908～1909年，俄国旅行家柯兹洛夫率领的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探险队，先后两次在这块宝地上进行了发掘，在城西北被称为“图书馆”的一座墓塔中获得文书计2.4万卷，加上在城内获得的文书和文物，用40头骆驼运回俄国，其中实物存圣彼得堡冬宫(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文书存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经过俄国几代学者半个世纪(1909～1959年)的整理，文书中仅登录的西夏文文献就有8090件(号)，其中已考定的近3000件，有“世俗性的著作约60种，佛经约370种”。内容包括汉文儒家经典和史学著作的西夏文译本、西夏法律文献、文学著作、图表历书、医书咒文等，而以佛经最多;其中有十分重要的《天盛律令》、《番汉合时掌中珠》、《文海宝韵》、《音同》等[3]。汉文文书有佛教典籍，儒家、道家作品，历史、文学著作，医书、历书、占卜书、版画、纸币等，总计488件。其中有西夏刻本22种，还有宋、金、元刻本[4]。此外，还有少量藏文、回鹘文、波斯文等文字文献，以及6块西夏文雕版[5]。黑城的发现，有写本，但以刊本为多，还有珍贵的泥活字、木活字印本。这项空前的内涵极其丰富的重大考古发现，为西夏研究开辟了新纪元，也为西夏印刷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后文提到的有关书籍，如无注明发现地址者，当皆为黑城出土。

　　柯兹洛夫的发现，轰动世界学坛。受其影响，1914年、1923年、1927年，英人斯坦因、美人华尔纳、瑞典人赫文斯定等先后到这里考察、发掘。其中斯坦因所获较多，“计有汉文古文书230件，西夏文古文书57件。此57件中印本约居一半”，还有近50件版面残页，其中有西夏的，也有元代的(向达:《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国立北平图书馆增刊》第四卷第三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11月)。

　　70年代以来，中国文物考古部门、学术团体、影视部门等，先后到这座著名的古城进行考察发掘，拍摄影像资料，又有新的发现。1976年6～9月，甘肃省博物馆在黑城东约20公里的老高苏木西夏遗址，发现西夏文辞书《音同》残页20多张[6]，1983年9月～10月，1984年8月～11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出各种文书近3000份。“文字多为汉文，也有一部分为西夏文，畏兀体蒙古文，还有少量藏文、八思巴字以及其他文字写印的文书”。有西夏印本，但多为元代遗物[7]。1991年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望长城》摄制组，在沿长城拍摄时，深入沙漠，在黑城东约20公里的绿城西夏遗址，发现西夏文《金刚经》等刻本5种及零散写经刻经残页[8]。除黑城外，西夏文书在西夏故地的其他地方也有发现。1917年，宁夏灵武知事余鼎铭，在修城墙时发现西夏文佛经两大箱。其中部分流散到社会上，还有的流失海外。北平图书馆购入百余册，经考皆属“宋元旧椠，蔚然成为大观”，被称为文坛“盛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见《西夏文专号启事》、王静如《引论》等)。经进一步整理考证，计有17种，多为元代刊本。

　　1952年在武威天梯山石窟发现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等佛经十多种的残页，为甘肃省博物馆收藏[9]。1959年3月，敦煌文物研究所在敦煌的一座小型塔墓中发现了十分重要的西夏文图解本《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简称《观音经》)等两种，首尾完好[10]。1972年9月甘肃省博物馆在武威张易乡发现一批西夏文、汉文、藏文文书，其中有西夏文《杂字》和佛经《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刻本残页，还有竹笔两只[11]。1987年5月，甘肃武威市博物馆在该市新华乡亥母洞西夏遗址，发现了十分重要的泥活字版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下卷等一批西夏文物、文书[12]。

　　90年代以来，在今宁夏银川附近的西夏京都地区也有重要发现。1987～1988年，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在维修青铜峡一百零八塔时，发现西夏文刻本佛经残页[13]。1990年7月，在维修贺兰县宏佛塔时，发现了大量西夏文雕版残块，十分重要[14]。1991年8月～9月，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清理贺兰县拜寺沟西夏方塔废墟时，发现了西夏文、汉文佛经、文书等40余种及雕版佛画、捺印佛像等[15]，其中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9册，是十分重要的西夏木活字版印本，并经文化部于1996年11月组织专家鉴定得以确认。

　　在西安市文管会、定西县文化馆、兰州张思温先生处及宁夏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以及瑞典、法国、德国、印度、日本等有关学术团体，也藏有数量不等的西夏文佛经，其中有西夏的，也有元代的;有写本，也有刻本。这些有关部门的收藏，有的或许就是上述出土物流失后被收藏的。

　　宋、辽、金占有中原地区，文化兴盛，形成的文献难以计数。但存世的宋朝古籍不过千部，辽仅有应县木塔所出《契丹藏》及其他写本、刻本仅数十件，金也仅有《赵城藏》及皇统九年刻《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卷第六[16]，而其他文献难得一见上述西夏古籍，达数百种，数千卷之多，弥足珍贵，大大丰富了中国古籍宝库。

　　二、西夏雕版实物的出土

　　宋代是中国雕版印刷最繁荣的时期，宋版书之精美也享誉中外。但作为印刷工具的宋代雕版，却如凤毛麟角，十分少见。据有关资料，仅存3件，一件在美国纽约市国立图书馆，是图文兼具的佛经雕版;两件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一为唐代女像，一为三姑置蚕像，皆为1919年河北巨鹿淹城遗址出土，是印刷史上的重大发现[17]。本世纪以来，在西夏故土两次发现了西夏文雕版。

　　(1)黑城雕版。1909年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出土，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计6件。其中佛像雕版2件:X-2021号，为站佛，似为汉文《金光明最圣王经》插图;X-2022号，雕版为横长形，是横排的数个小佛。文字版4件:X-2023号13cm×8.7cm，X-2025号17cm×11cm，X-2026号16.7cm×11.7cm，为双面雕版，此3件皆为蝴蝶装雕版;X-2024号只存半板，据判断，全版约为22cm×15.6cm。以上雕版，字文清晰，每面5～6行，每行9～10字[18]。

　　(2)贺兰雕版:1990年7月，在贺兰县西夏古塔宏佛塔天宫中发现，计西夏文字雕版残块2000余块，有的仅存半个字，全都火烧炭化变黑。有单面版，多为双面版。按文字大小分为三类:大号字版仅7件，最大的一件作蝴蝶装，上下单栏，左右子母栏，高13cm、宽23.5cm、厚2.2cm;版心为白口，上半有书名简称;每半面6行，每行12字，字见方1.2cm左右。这是仅存的下部残损、但整体版面尚全的一块雕版。中号字的最多，约占50%以上，最大的两件皆为经折装，一件残高10cm、残宽38.5cm、厚1.2cm，下半为子母栏;残存23行，每行残留最多11字;第5行空二字，似为挖后未补。另一件残高11cm、残宽23.7cm，残存14行，每行最多存12字，字见方1cm左右。小号字者约占40%以上，版厚1.5cm，多为双面版，残损特甚，见方5cm以上者仅10余件，其中一件残呈梯形，残高5.8cm、上残宽2.5cm、下残宽7.5cm，上边子母栏，残存5行，行最多存8字(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国古代建筑西夏佛塔》，文物出版社1995年)。这些雕版残件十分珍贵，是研究西夏和中世纪印刷的宝贵资料，同时说明宏佛塔寺是西夏雕版刻印场所。

　　三、西夏的刻书活动

　　史载，元昊之父德明晓佛书，通法律(《辽史》卷一一五《外记·西夏》)，元昊晓浮图法，通汉文字，几案间常致法律书(《隆平集》卷二《夷狄传》)。西夏最高统治者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对西夏文化教育和刻书印刷事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景宗元昊立国之初，就建立“蕃学”、“汉学”，选送蕃汉贵族子弟入学，并组织翻译儒家经典《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毅宗谅祚向宋朝上表“求太宗御制诗章，隶书石本，且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宋正至朝贺仪”，太宗“诏赐《九经》，还所献马”;崇宗乾顺提倡儒学，建立“国学”，选送贵族子弟入学，学习儒家经典;仁宗仁孝“建学校于国中，立小学于禁中”，“重大汉太学”，设科取士，“尊孔子为文宣帝”，“立翰林学士院，以焦景颜、王佥等为学士，俾修《实录》”(《宋史·夏国传》卷四八五、卷四八六)。蕃汉教授斡道冲译《论语注》，著《论语小义》、《周易卜筮断》，并“以国字书之，行于国中”(《虞文靖公道园全集》卷十七“西夏相斡公画像赞”，载韩荫晟编《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上卷第一册)。仁孝的一系列措施，将西夏的封建文化推向高峰。西夏兴儒重典，发展教育，进行译著的活动，以及后面要谈到的西夏尊崇佛教，进行赎经、译经的活动，为发展西夏的刻书印刷事业打下了基础。

　　本世纪以来，西夏古籍虽多有发现，但有明确纪年及刻印情况的却不多。根据现有资料分析，西夏刻本有官刻、私刻、寺院刻三类。

　　(1)官方刻书。官方刻书，是指西夏政府“刻字司”刻印的书。“刻字司”属政府机构，设两名头监负责，头监由“番大学士”之类的学者担任。“刻字司”组建于何时，史无明文，但崇宗贞观六年(1132年)出版的字书《音同》“跋”中说，为推广西夏文字，“遂设刻字司，以番学士等为首，(将《音同》)雕版流传”(史金波、黄振华:《西夏文字典音同序跋考释》，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编《西夏文史论丛》)。据此，至迟在12世纪初甚或更早，西夏已经设立了“刻字司”。

　　“刻字司”以刻印西夏文书籍为主，多为世俗文献，主要有语言文字、历史律法、社会文学和译汉儒家典籍等。上述贞观六年刻印的《音同》，是现知“刻字司”刻印最早的书籍，有初编本、改编本、整理本、增订本、重校本等5种版本之多。仁宗时期重儒兴教，“刻字司”刻印了很多重要典籍。乾佑十二年(1181年)刻印了译自唐代于立政的《类林》，乾佑十三年(1182年)刻印了仿唐《艺文类聚》体例编纂的《圣立义海》(“圣立”含有“钦定”之意)，乾佑十六年(1185年)刻印了反映西夏民风的《西夏诗集》。根据版口刻工姓名，可以认定为“刻字司”印本的，还有译自宋代陈祥道的《论语全解》，译自托名姜望的《六韬》等儒家著述。

　　虽无何家所印题款文字，但属国家重典的如崇宗贞观年间(1101年～1113年)刻本《贞观玉镜统》4卷(又译作《贞观玉镜将》)，天盛年间(1149～1170年)刻本《天盛改旧新定律令》20卷(又译作《西夏法典》)等，当为“刻字司”所印。还有译自汉籍的刻本如《孙子兵法三家注》、《黄石公三略》、《十二国》、《经史杂抄》等，这些适应于学校教学和科举实用的书籍，也可能是“刻字司”刻印的。另外，有朱笔校改未及付梓的仁宗年间译稿《孝经传》、《孟子传》等，也当属“刻字司”的备刻本[19]。

　　(2)私人刻书。西夏文字典《音同》“跋”称:后刻工印匠不(晓?)事人等，因贪小利，肆开文场，另为雕刻。彼既不谙文字，未得其正，致使印面首尾颠倒，左右混杂，学者惑之(详参史金波、黄振华:《西夏文字典音同序跋考释》)，西夏官方刻书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致有为射利而翻刻官刻书者，说明西夏有私人刻书。

　　私人刻书为个人出资刻印的书，多为民间著述而不能在“刻字司”刻印者。西夏文《新集锦成对谚语》(又译作《新集锦合辞》)，是两句一条、工整对仗的民间谚语、格言集。它由地位较高的御史承旨、番大学士梁德养初编，切韵博士王仁持增补而成，在乾佑十八年(1187年)由“褐布商蒲梁尼寻印”(见《西夏谚语·新集锦志对谚语》)。由骨勒茂才编纂的汉人学习西夏文、西夏人学习汉文的通俗读物《番汉合时掌中珠》，是在乾佑二十一年(1190年)由“张氏书坊”刻印的。这本对每个夏字和相应的汉字互为标音、标义的辞书，在近百年来，对研究死文字西夏文起了极大的作用，被称为是“一把打开西夏学研究大门的钥匙”(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整理本:《番汉合时掌中珠》)。

　　佛经中也有私人刻本，多为汉文佛经。《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刻印于惠宗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年)八月，是现知有明确纪年的西夏时期最早的刻本。这是由信徒陆文政，为“报父母同拯之德”，“特舍净贿，恳尔良工，雕刻板成，印施含识。”私刻汉文佛经，也以仁宗时期为多。仁宗人庆三年(1146年)五月，上殿宗室御史台正嵬名直本印施的《妙法莲花经》，是由宗室提供“日费饮食”，由“清信弟子雕字人王善惠、王善圆、贺善海、郭狗埋等”刻印的。天盛四年(1152年)八月，由“幸居帝里”的邠州开元寺僧人刘德真印施的《注华严法界观门》，是由他“恭舍囊资，募工镂板，印施流通”的。这说明西夏有私人刻工，可随时应募，进行刻印。“太师上公总领军国重事秦晋国王”任得敬，是权倾朝野的大人物，为了“速愈沉疴”，在天盛十九年(1167年)五月，“镂板印施”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桓宗天庆七年(1200年)七月，仇彦忠等为父母亡灵“同往净方”，印施了《圣六字增寿大明陀罗尼经》600余卷。

　　(3)寺院刻书。西夏建国前后，就进行了广泛的赎买和翻译大藏经的活动。从1031年到1073年的43年间，西夏太宗德明及其后景宗元昊、毅宗谅祚、惠宗秉常四朝，先后6次向宋帝献马赎购大藏经，宋帝皆给以满足，令印经院印造赐给。并在京都兴庆府营建“高台寺”、“承天寺”，“贮中国(宋朝)所赐大藏经”。从1038年到1090年的53年间，景宗、毅宗、惠宗及崇宗乾顺四朝，根据《开宝藏》先后命国师白法信、三藏安全国师沙门白智光等32人为头，持续进行译经活动，先后译成大小三乘“三百六十二帙，八百二十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这就是《蕃大藏经》，即西夏文大藏经。这是中国最早的用少数民族文字译成的大藏经。西夏的赎经、译经活动，为西夏刻印佛经打下了基础。

　　西夏寺院刻经，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皇室重大法事活动刻印佛经，一种是寺院为弘扬佛法刻印佛经。由于两者地位和财力的不同，刻经的数量和规模难以相比，而皇室动辄数万、数十万的数量，反映了西夏佛教盛行的状况和刻印能力的不凡。

　　帝后们为某种目的所作法事活动，不仅要延请高僧烧施结坛，诵读经文，要散施佛经、法物，要度僧、济贫、放生，有时还要释囚、大赦。这种法事活动，是国家的重要庆典，也是一种政治活动。这种活动，往往需要大量佛经，据仁宗乾佑十五年(1184年)九月所撰《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发愿文，为他“本命之年”法事所散施的番汉佛经51，000卷，彩画功德51，000余幅，是“仍敕有司印造”的。这里的“有司”，当指“刻字司”，“仍敕”当然是说过去也是这样做的。但“刻字司”不一定承担具体的刻印事宜，具体刻印工作，或许是由与皇室有密切关系的寺院承印的。乾佑二十年(1189年)三月，罗太后“谨施”的《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就是由“温家寺经院”刻印的。帝后们作法事，或为他们的“本命之年”，或为皇帝“登基”纪念，或为帝后“周忌之辰”，往往活动规模很大，所需散施的佛经数量也很多。

　　天盛十九年(1167年)五月，仁宗在“皇太后周忌之辰开板印造”了《佛说圣母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番、汉共二万卷”。乾佑年间(1140年～1193年)，仁宗为先皇帝早日“趋生三界”，“命工镂板”刻印了《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胜相顶尊总持》番汉15，000卷。乾佑二十年(1189年)九月，在大度民寺作的“求生兜率内宫弥勒广大法会”上，散施了番、汉《观弥勒菩萨上兜率天经》10万卷，汉文《金刚经》、《普贤行愿经》、《观音经》等各5万卷，总计高达25万卷。仁宗死后，罗太后为仁宗周年忌日，于天庆二年(1195年)九月散施了《佛说转女身经》，又于天庆三年(1196年)九月，举行盛大法会，仅“开读经义藏经三百二十八藏，大藏经二百四十七藏，诸般经八十一藏，大部帙经并零经五百五十四万八千一百七十八部”，还散施了“番汉《转女身经》、《仁王经》、《行愿经》共九万三千部”。

　　寺院为弘扬佛法印施佛经的特点，是在相关的刻经发愿文中，没有直接的目的，也没有提供资金的善男信女。诸如由大延寿寺演妙大德沙门守琼，在崇宗大安十年(1083年)八月印施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由尚座袁宗鉴等17人，在乾佑十五年(1083年)八月“重开板印施”的《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佛如来陀罗尼经》;由兰山崇法禅师金刚幢译定，中书相贺宗寿作序，在桓宗天庆七年(1200年)雕印流通的《密咒圆因往生集》以及由圣普化寺连批张盖利，副使沙门李智宝在襄宗皇建元年(1210年)“普施传持”的《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和《佛说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等，都是相关高僧主持印施的。这些经虽然没有为何寺院所印的题款，但应是寺院所印，是寺院弘扬佛法的正常业务。

　　与辽金刻印汉文大藏经《契丹藏》、《赵城藏》一样，西夏也刻印了汉文《西夏藏》，是由西夏贺兰山佛祖院刻印的。贺兰山佛祖院是西夏都城西北贺兰山某处的一座规模很大的寺院，是西夏汉文佛经的刻印中心。西安市文物管理处藏《大方广佛严华经》卷九尾页的西夏文捺印押记，提供了这一重大事实的依据。押记汉译:“蕃国贺兰山佛祖院摄禅圆和尚李慧月，平尚重照禅师之弟子，为报佛恩，印制十二部大藏契经及五十四部《华严经》”等。“番”音“弭”，是党项自称，“番国”当然就是西夏。这说明和尚李慧月起码印制了12部汉文大藏经。同样形式、同样内容的西夏文捺印押记，还出现在陕西省图书馆藏《佛说摩尼罗亶经》、日本天理图书馆藏《高僧传》卷五尾页上(以上所用材料，主要取自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所附《西夏碑碣铭文、佛经序跋发展文、石窟题记》相关部分)。这不仅进一步证实了上述说法，也说明这两部经书，就是李慧月所印《西夏藏》的传世本。

　　需要说明，如前述现存西夏刻本有数百种之多，但绝大多数是首尾不全的残本;有的流失海外的西夏刻本，也难以得到有关材料;这都不能不影响我们对西夏刻印情况的进一步了解。1993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三方合作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计特精装八开本21册，其中汉文6册，西夏文世俗文献5册，其他为西夏文佛经。随着这部巨著的影印出版，必将为西夏刻书印刷情况的研究提供更为丰富而翔实的资料。

　　四、西夏的版画印刷

　　西夏版画内容十分丰富，按其处理方式的不同，可分为佛经扉画、插图本佛经、单张佛像和钤印佛像等4种形式。

　　西夏佛经，有如宋朝佛经一样，大都有经首扉画，如汉文《金刚般若密多罗经》、《妙法莲华经》、《大方广佛华严经》、《转女身经》及西夏文《慈悲道场忏悔法》等，都有相关内容的扉画，其中的“梁皇宝忏图”，线条流畅，构图优美，人物造型生动，是一幅优秀的古代版画。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扉画“译经图”，上绘僧俗人物25身，西夏文人名题款12条，知其为安全国师白智光主持的译经场面。“译经图”中白智光以国师之身，居画面中心，制约全局;助译者番汉各4人，穿插分坐两侧，有的握笔，有的持卷，似有分工，形态各异;前方体形较大的两人，衣着富丽，形态安详，是皇帝秉常、皇太后梁氏。整个构图场面隆重，主题突出，刻工精细，刀法流畅，形象地展示了西夏译经盛况，内涵极为丰富，在扉画中十分少见，是研究古代译经活动的形象资料，甚为珍贵。

　　插图本佛经，是佛经中有连续插图的佛经，有的上图下文，有的左图右文，有的不规则插入，目的都是为了通俗地解释佛经。在宋代，插图还用在儒家经典、历史故事、科技实用等方面的图书上，称为“纂文互注”本，目的都是为了便于使用学习，加深对文字的理解。在西夏文献中，也发现了插图本佛经，这就是初步认定为崇宗乾顺时期的西夏文《观音经》。

　　插图本《观音经》是1959年7月在敦煌发现的。该经为经折装，书品高20.5cm，宽9cm;版面上下为子母栏，高15.5cm，宽17.5cm;全书总26页51面。首页为水月观音扉画，余页皆为下文上图;图文间横线相隔，经文高11.3cm，每面5行，每行10字，约占版面的3/4，显示了以文为主的惯性;经图只占版面的1/4，比较狭小。总计54图，除第一图是由卷云、栏柱、莲花组成的题图外，其余53图皆为与经文相配的故事图。经图图幅宽窄不一，根据画面的内容，窄的只占半面，宽的达一面半。据研究，全部版面涉及的神怪和世俗人物约70左右。神怪人物和动物有:佛、菩萨、天王、夜叉、罗刹鬼、声闻、独觉、梵王、帝释、自在天、龙、乾闼婆、阿修罗、紧那罗、人非人、金刚、毒龙、雷神、雨师、风火神、地狱恶畜、蛇蝎等。世俗人物有:商人、强人、白痴、比丘、比丘尼、婆罗门、武士、妇女、童男、童女、刽子手、囚犯、将军、长者、小王、居士、宰官、优婆塞、优婆夷、恶人、怨贼、老人、病人等。此外，还有云气、火焰、山水、船舶、监狱、枷锁、刀剑、戟杖、旗帜、伞盖、行李、珠宝、地毯、佛塔、床榻、莲花、莲花座、鼓形座、靠背椅、碗、树等。全部图由右向左展开，简直是一部西夏社会生活的画卷，有极高的欣赏和研究价值。由于画面很小，人物、道具、衬景都比较简单，但却做到了“简而不陋，巧不失真”;有些人物如商旅、强人等，刻画得比较真实生动，有些神怪如夜叉、罗刹等，描绘得也富有想像。版画刻法以阳线刻为主，辅以阴线刻，具有民间坊刻本粗放而质朴的特点[20]。这是中国较早的插图本佛经之一，对研究早期版画有重要价值。

　　单幅雕版佛画，不同于经首扉画，是与佛经脱离而单独存在的。这种佛画唐宋时代就开始流行，西夏时期也大量刻印散施。前述乾佑十五年(1184年)仁宗做法事，除“普施臣吏僧民”佛经、串珠外，还有“彩画功德五万一千余帧”;桓宗天庆三年(1196年)，罗太后为仁宗三周年忌，在众多的散施物中，还有八塔成道像净取业障功德七万七千二百七十六帧(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这作为“功德”的“彩画”、“八塔成道像”，都应是单张的佛画。从这些庞大的数字上，可见当时刻印单幅佛画之一斑。

　　西夏单幅佛画，本世纪以来也有发现。俄藏黑水城文献TK289号，是一张上图下文的宣传文殊菩萨的佛像，该图高19cm，宽29cm，版面16.5cm×26.5cm，四界子母栏;上栏中间为坐狮的文殊像，左有牵狮胡奴，右为供养童子;下栏为《文殊师利童真菩萨王字心真言》和《文殊师利大威德宝藏心陀罗尼》[21]。1991年宁夏贺兰县发现了幢形“顶吉尊胜佛母像”，图幅高55cm，宽约23cm，由宝盖、塔身、底座三部分组成，宝盖帷幔和底座上，有梵文六字真言等文字，塔身中心为三面八臂的顶吉尊胜佛母像，环像四周为梵文经咒[22]。这幅画虽为长方形，但其风格与1944年成都发现的方形《陀罗尼经咒》中的六臂菩萨像，与1974年西安发现的方形《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中的彩绘佛像，有某种内在联系，其共同点是:经像为经咒包围，经像画面大大小于经咒面积，都是佛教密宗画像。

　　钤印佛像，古称“佛印”、“印绢纸”，是刻好并钤印在纸上的佛像，始于隋唐之际，已有唐代实物发现，可以说是最早的版画。本世纪初，斯坦因在敦煌和吐鲁番就有发现，一张纸上，钤印少则一个，多则数十、数百个佛像。这类钤印佛像，在黑城有发现，在宁夏也有发现，就是与前述“顶吉尊胜佛母像”同时出土的释迦牟尼佛像。佛印纵长方形，14.5cm×11.5cm，佛像居中，画面很小，6cm×4.4cm;环佛像四周为横排梵文经咒。朱红印在麻纸上，少则一印，多则10印[23]。

　　五、西夏刻书印刷事业的特点

　　(1)繁荣于西夏后期。西夏建国后，积极吸取外来文化营养，赎购和翻译儒佛经典，为西夏的刻书印刷事业创造了条件。但西夏前期，正是北宋刻书印刷业发展和繁荣的时期，宋版书如同宋代货币一样(西夏主要流通北宋钱币)，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西夏，似乎暂时满足了西夏社会对书籍的需要，西夏刻印事业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在现存实物中，至今未发现景宗、毅宗二朝的出版物;而黑城发现的20多种宋版书，多是12世纪30年代以前的，似乎也说明了这点。当然不是说西夏前期没有印刷，但没有得到发展是应肯定的。现存最早的西夏刻本是惠宗时期的，而90%的出版物是仁宗时期的，说明仁宗时期是西夏刻书印刷事业最繁荣的时期。

　　(2)刻印中心在京都。京都兴庆府(中兴府)，是西夏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中心，也是西夏佛教寺院最多的地区之一。西夏书籍的刻印，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在官府手中，如前述重要典籍都由“刻字司”刻印。而皇家重大法事活动所需大量佛经，也由“刻字司”组织有关寺院刻印。这就决定了刻印地点只能在京城及其附近地区。刻印汉文《西夏藏》的贺兰山佛祖院，发现大量西夏文雕版实物的贺兰县宏佛塔，都在京城附近地区。西夏私人刻工及私刻图书活动，也应在有购书市场的京都。宋版书题款中多有刻书地点，如丹州、承德、汴梁、杭州等，而西夏刻本强调的是“刻字司印”、“刻字司重印”，很少有刻印地点题款(目前尚未发现一处)，似乎说明了这点。河西走廊的甘、凉、肃、沙等州，也是西夏文化较为发达、佛教寺院较多的地区，但至今未发现能证明是这里刻印的书籍，让人难以理解;黑城属边远重镇，这里发现的大量西夏文献和佛经雕版，是说明这里有刻经的寺院呢，还是说明有人从京城带去的呢?这些问题都有待解决。

　　(3)书写使用竹笔。黑城在汉代属居延。居延地区曾发现过汉代毛笔。自古以来人们用毛笔书写，西夏也不例外。仁宗时，翰林学士刘志直以“工书法”而闻名，西北有黄羊，志直取其尾毫为笔，国中效之，遂以为法(戴锡章:《西夏记》卷二十五)。除传统的毛笔外，西夏还有竹笔。1972年甘肃武威发现过两支竹笔，其形制是将竹子的一头削成笔尖形，在笔尖中间划开一道缝隙，与现在的蘸水笔类似。其中一支已使用过，有墨迹，略残，长9.5cm，直径0.8cm。另一支未用过，长13.6cm，直径0.7cm。它们是我国首次发现的西夏时期的竹笔[24]。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就有用竹笔书写的刻本，其特点是“起落顿笔，转折笔画不圆”，它与宋体字不同，有人称之为“写刻体”[25]。

　　(4)印纸多用麻纸，也使用树皮纸。西夏后期写本汉文《杂字》“器用物部”记载的西夏纸有“表纸、大纸、小纸、三抄、连抄、小抄、银碗、纸马、折四、折五、匙箸、金纸、银纸、蜡纸、京纸”等十多种(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说明西夏纸张及纸制品品种之丰富，可满足现实生活各种需要所用。西夏印本使用什么纸，西夏辞书《文海》在解释纸时说:“此者白净麻布树皮等造纸也。”(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1966年全苏制浆造纸工业科学研究所，对俄藏西夏文献10个纸样进行科学测定，得出结论认为:西夏纸浆是含亚麻、大麻和棉花纤维的碎布纸浆，其廉纹多为7根/cm[26]。1997年12月，中国制浆造纸工业研究所王菊华先生对宁夏拜寺沟方塔西夏文献的9个纸样进行了纤维形态分析，认为西夏时期的造纸原料，主要是废旧麻布和树皮，其中树皮的用量已占相当比例。在造纸工艺上已有施胶、加填的能力，但尚不能漂白，抄纸普遍使用竹帘。帘纹为6～7根/cm。这两项测定结果，与《文海》对纸的解释完全一致，西夏使用麻纸，也使用树皮纸。

　　(5)讳制不严格。受北宋影响，西夏刻本也有避讳的情况，如西夏文《论语全解》中的“孝”字缺笔，以避仁宗仁孝名讳。但西夏讳制远不如北宋严格，在官刻本中有的避，有的不避;在私刻本及佛经中，尚未发现避讳实例。

　　(6)笔授、刻工多为汉人。在少数西夏刻本中，也有笔授和刻工姓名，但其姓名在何处记述，处理方法不一，而所见姓名，无论是汉文本还是西夏文本，多为汉人。

　　笔授即书手、誊写工。官刻本西夏文《西夏诗集·大诗》卷末题款有“笔授和尚刘法雨”[27];皇建元年(1210年)汉文《无量寿王经》发愿文载其经为“索智深书”。刘法雨、索智深皆为汉人。

　　刻工姓名在佛经中，多记述于序、跋和发愿文中。西夏文《慈悲道场忏罪法》序尾有汉文“何森秀刊”四字;人庆三年(1146年)汉文《妙法莲花经》发愿文载，雕字人是王善慧、王善圆、贺善海、郭狗埋等人;天盛四年(1152年)汉文《注华严法界观门》，是邠州僧人“刘德真雕版印文”散施的;乾佑十五年(1184年)汉文《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佛如来陀罗尼经》，是雕经善友众尚座袁宗鉴、杜俊义、朱信忠、杜俊德、安平、陈用、李俊才、杜信忠、袁德忠、杜产忠、杜用、牛智慧、张用、讹德胜、杜宗庆、薛忠义、张师道等17人“重开板印施的”;上述“索智深书”的《无量寿王经》，是“西天智圆刁(雕)”的(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1991年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的汉文佛经《略疏》残页版口上有“柳信忠一片”[28]，则与上述佛经处理方法不同。这些刻工大都是汉人。

　　刻字司刻印的西夏文世俗文献，则受宋朝影响，将刻工姓名刻在版口上。其中《类林》得14人，其译音为:玉信、西田、鄞周、单宝、惠灯、玉松、休德定、宝司、践狗、铛曹、单口罗、德儿、桂向、熙山;《圣立义海》2人，译音为吕吕、伯广;《论语全解》的刻工，是《类林》中的惠灯、桂向。总计16人。这些字没有党项人姓名中常见的有具体含义的字，而是专门用来译写汉语的纯表音字，上述译音当然不一定是这些人的原名汉字，但可肯定他们是汉人[29]。

　　(7)装帧形式多有变化。和宋版书一样，西夏书籍也有卷子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梵夹装等。蝴蝶装和包背装也有变化:有的蝴蝶装是将一张大纸两折折成4面，再将数折相向叠在一起，中缝用线连接，折成一叠，然后数叠码在一起，再用封皮粘接成册;书写时仍是相对的两面写，两面不写，翻开时呈蝴蝶装;但却有如现代书籍印张，如果拆散，连接的两面，多不在一张纸上，有人称为“双蝴蝶装”。这种装式虽仍为蝴蝶装，但不写字的两面，其下部是不裁开的，因此翻阅更为方便;虽然只用在写本上，甚或是装订好后才写，但却是蝴蝶装形式的改进和进步[30]。包背装除用纸捻或线穿订册页，再加包装封皮的形式外，有的还是单张的上下封皮，然后用线或纸捻装订起来，这种装式介于包背装和线装之间，也是一种进步。上述装帧形式，世俗著作主要是蝴蝶装，佛经则以经折装为主，也有卷子装和蝴蝶装。在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献中，还有数十件藏文书籍，其中有数种刻本，均为夹板的梵夹装。

　　(8)版面设计别具特色。西夏书受北宋影响，版面设计多字大、行宽，墨色浓厚，疏朗明快。经折装佛经，多为上下子母栏。蝴蝶装刻本，有四界单栏，四界子母栏;多为上下单栏，左右子母栏。版口多为白口，上段有书名简称，下段为页码。书名简称用字十分简略，只有二三字，有的仅为一字，如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卷X，简为《续X》，有的干脆“续”字也省去，只有一个卷数数字，而这个数字，有的还用笔画简单的汉字。页码数字有汉字，有夏字，有汉夏合字，全无定规。书口中少有鱼尾、象鼻，但书名简称及页码数字，除阳字外，有的刻成阴字，有的为阴阳合字，多有变化，或在其上下各加一横线，将其框住。

　　西夏人十分注意对书籍的装饰。在字行空白处插入形形色色的小花饰，是西夏刻本的一大特色。这些花饰，简单的有圆点、圆圈、三角、方块、十字等，最多的为菱形、火炬、三角形花纹，还有方孔钱、梅花、菊花、无名小花饰;此外还有人物，多在标题下空间较大的地方，高达三至四厘米，有头带荷叶，足登莲花的小人，有头带笠帽、背披蓑衣的人物。这些花饰，不仅出现在诸如《番汉合时掌中珠》、《杂字》等通俗读物中，还出现在辞典、佛经中，而国家重典《天盛律令》最为丰富，各种花饰多达十几种。上述花饰多出现在西夏文文献中，而汉文刻本则极少。俄藏黑水城西夏写本，还有彩色栏线，单栏多为红色和橙黄色，双栏则有红黑双线、褐绿双线等，还有的在双栏线中间绘有各种纹锦的花栏，花栏多为立柱装，柱头多为莲花[31]。（作者牛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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