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鸿：力求严肃、认真的荒谬

《看山》布面油彩，75x25cm，2017

《阿城》布面油彩，80x120cm，2014

　　王五龙因为家庭环境的影响，早年习画;后从事摄影创作数十年;近年来，又在当代艺术圈中浸淫匪浅。故而，他的这批绘画作品大体是源于上述三方面的背景，有感而发。

　　王五龙的绘画看起来似乎有着极简和硬边的风格效果，其实，他的绘画作品的理论来源或许更贴近他数十年来的摄影实践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于图像文化的社会属性的认识结果。正如我在此前的多篇文章中所谈及的那样，我们今天所具有共识性认知的“具象”或“写实”绘画，它对于世界的所谓真实性表达的合法性基础是与以焦点透视为理论框架的摄影视觉文化传统相一致的，而这种摄影视觉文化的起源甚至远远早于狭义的“摄影术”的发明。作为一种广泛意义上的视觉经验，它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后期人们对于针孔成像原理的发现，以及光学透镜技术和工艺的发展。如果我们把最后通过绘画材料所固定下来的图像，与通过化学感光材料所显现的影像，在视觉效果上等同视为摄影的最后阶段完成的话;那么，通过观察投射在毛玻璃上的影像来作画的过程，实际上已经可以视为广义的摄影视觉文化产生了。在此后的文艺复兴时期，“人”通过对于世界真理的认识和表达，进而达到确立人的主体价值的目的。再其后，古典哲学进一步完成了对于世界秩序稳定而明晰的逻辑框架的理论表达。故而，当狭义的摄影术出现的时候，通过已经早于此数世纪的广义的摄影视觉文化的加冕，摄影被视为最贴近所谓世界的真实性的一种表达形式。而这种认识的背后，却隐含了极大的谬误，甚至是，当视觉文化被意识形态化的时候，它已经浸染了太多的洗不清的原罪。

　　当我们探究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专制制度的阶段时，便可以发现，它无一例外地偏爱“写实”的视觉风格。一方面，所谓的“写实性”视觉表达方式所体现出来的明晰而合乎逻辑的外在特征，往往比较符合专制政权所推崇的“雅正”的道德美学要求。另一方面，对于世界规律稳定而合乎逻辑的框架的认可，也符合它自身在人类历史(世界规律的一部分)理性逻辑发展的前提下，其合乎“历史规律”的合法性的理论诉求。

　　而王五龙数十年摄影创作的经验，促使他更加认识到摄影的这种在“真实性”所掩盖下的主观性和虚假性。通过媒介的转换，王五龙的意图是想一步步去除掉那些包裹在“摄影”这个概念上的那些美学的、象征的、主观的、情趣的，甚至是意识形态的“杂质”，还原一个纯粹而绝对的“真理”。

　　他的图像来源还有另一个线索，即是在书籍封面的设计中所隐藏的那些同样是美学的、象征的、主观的、情趣的，甚至是意识形态的“杂质”，王五龙的也是试图去还原一个纯粹的形式化的真理。

　　而这种努力其自身也是荒谬的。王五龙的心机即是想通过后一种绝对化的、显而易见的荒谬性，去彰显并解构前一种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社会文化中的，同时也更为隐秘的荒谬性。这就是王五龙的这批绘画作品的观念性所在。

　　2017年6月11日于北京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