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生”不但是一个无害的词儿，而且非常的积极和正面。写生对于艺术家的成长和创作而言是必经阶段和重要内容。中外艺术家自古都非常重视写生。不过，写生一旦变成了“写生热”，就变得多少有点耐人寻味了。一个众所周知的、正常的步骤和内容一旦变成了“热潮”，必然包含有一定的非理性因素存在。比如近些年来的收藏品热潮，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是因为喜爱甚至痴迷于文物本身的艺术、历史和工艺价值，不过是受了无数个天价记录和收藏神话的刺激，也试图一夜暴富或者以这种方式显示身份以及获得关注度。

“写生热”在概念上回避了具体的内容和主题的倾向性，而把重点放在了相对中性的“写生”环节上。这多少有点像讨论已久的“中国画”到“水墨”的转变。李小山说：“‘水墨’这一概念的重提，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水墨，而是试图放置到与‘油画’这个材质性的概念同等的地位上来。”用李小山的话说，是从“文化”逃避到了“材料”，是为了更好地切入当下性存在。现在水墨画可以和版画、油画并列，以材料来命名的。由此也把原先中国画该有的所有的趣味、内涵的独到也消解了。

“写生热”也体现了对于“文化”或者“态度”的回避，它抽身出“抽象”“具象”之辩，也没有“南北”对峙，它不强调前卫，也不鼓吹乡土，更没有兴趣继续沉浸在中西方所谓“体用”之争中。

这种对于“文化”或者“态度”的回避既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必然，也不失为一种策略。“油画民族化”、“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以及所谓的“新水墨”等概念的提出，潜意识中其实多少都是一种面对西方中心话语强势冲击下的不自信心态。客观地来说，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很多潮流和样式只是特定时代下的艺术反射，如新年画、伤痕美术、卡通一代、政治波普等等，并没有真正从语言和体系上完成所谓的中国当代艺术的自我身份构建的历史课题。中国传统艺术如何延续，如何处理中西方艺术的关系以及“油画民族化”如何可能等问题，百余年来都没有得到根本解答。而随着当代艺术愈发多元化、观念化，中国艺术家们更加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既在文化上难以发掘和确立新的热点，又在手法和观念上无所适从。

因此，从莫衷一是的当代艺术乱局中“退守”到“写生”，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家来说既是一种无奈之举，同时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权宜之计。一来可以让自己不至于过分地被眼花缭乱的各种名头和展览左右，从而让自己的作品至少听上去没有那么急功近利，同时，市场和评论界也找到了一个新的“兴奋点”。

其实，如果中国当代艺术家真的能够在内心深处放下百余年来的所谓体用之争的心结，潜心“写生”，理性而自信地看待传统艺术和西方艺术，今天的“写生热”也许真的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个契机。所谓的艺术语言、思潮和话语权，不应该也不会是艺术家一厢情愿就能实现的，也不是物色一个响亮的名头，组织一帮评论家煞有介事地鼓噪一番，然后办几个展览就可以达成的。

可惜的是，除了对于“文化”或者“态度”的回避，“写生热”背后更多的依然是逃脱不开的资本和市场的影子。写生，这个本该是潜心的、长时间的自我积累和沉淀行为，如今也变成了数不清的展览及市场中的噱头与宠儿，以一种看似不争的、平和的心态巧妙地成为当代艺术中又一热点所在。“写生热”背后的语言技巧是：我这不是创作，但也可以当成是创作。我没有明确的文化或态度倾向性(虽然写生也是一种态度)，对于其他艺术家和理论家而言我是写生;但我又进入了展览、画廊和拍卖，对于市场和大众而言，我又是创作。于是，“写生热”巧妙地避开了批评和追问。写生抑或创作，已然难分彼此。

“写生”是积淀，帮助我们厘清思路，看清方向，我们需要鼓励真正的面对自然和当下的“写生”，而要警惕“写生热”。（作者刑千里）

来源:美术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