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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益
这是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汉元帝命画师毛延寿将宫女姿容画下,然后根据美丑来如幸。宫女们为受到宠幸,纷纷用钱财贿赂毛延寿,唯独王昭君性情耿直不肯这样做,毛延寿就把她画丑了。直到王昭君将远嫁匈奴,元帝才发现她竟是后宫最美的女子,但此时只能重信义,将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后来汉元帝弄清了画像之事,把毛延寿杀了,且暴尸弃市,籍没家产,其家产惊人。
顾炎武先生《日知录》卷二十五,转引了《西京杂记》有关毛延寿的记载。他提出疑问,认为画师画宫女是在平日,而不是匈奴求娶美人时;画师有很多人,而不是毛延寿一个;他因受贿而获罪,也不只由于王昭君。所以,《西京杂记》是失之偏颇的。
其实,毛延寿如何画王昭君,涉及美术理论的一系列问题:美该怎样表现?肖像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人物的意态能不能准确描摹?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曾经写过《明妃曲二首》,其中之一写道:“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头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我们不难看出,他的关注点超越了毛延寿究竟把王昭君画美了还是画丑了,因为意态———人的心态神韵、内在气质,往往于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间透现,非同一般,不仅难以捕捉,更难以用线条和色彩来还原。中国画论中说的丹青最难是精神,形似容易画神难,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西京杂记》在谈及王昭君时,不仅称其“貌为后宫第一”,也有“善应对,举止闲雅”的描述,这就跟意态有关了,毛延寿确实挺冤屈。即便像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画家敏捷地抓住了她一瞬间的微笑表情,表露了其微妙的心理活动,引起观众丰富的想象。蒙娜丽莎的微笑,被称之为“神秘的微笑”,但是如何解读这个神秘仍不得而知,以至五百年来众说纷纭,衍生出很多跟画中人毫不相干的故事。
一方面,画家们孜孜不倦地寻求进入至高境界之门,一方面,对于美术作品———画像,却始终存在会不会欣赏、如何去欣赏的问题。有史籍记载,当年呼韩邪向汉廷求婚时,王昭君是挺身而出慷慨应召,自愿扮演一个“和番使者”的角色的。恰恰是汉元帝昏庸,并没有仔细辨识画像,将王昭君错失了,还把王昭君远嫁的责任加罪于毛延寿。仔细想来,根据画像美丑来如幸,这件事本身就是荒谬的。
今天,当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研究王昭君,可以发现她的“和番”之举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她被匈奴封为“宁胡阏氏”,意思是带来安宁的王后。为此,汉元帝改年号为“竟宁”,意思是边境安宁。有谁能计算,她化解了多少干戈恶战,减少了多少军费开支,免却了多少生灵涂炭。千百年间,王昭君的和亲之举激发了无数文人的才思,启迪了众多骚客的灵感。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王安石、马致远……无不借助王昭君的故事挥洒笔墨,抒发自己的感慨,表达各民族相处和睦、相互融合的希冀。至于以王昭君为题材的美术作品,更是层出不穷。
换言之,由于毛延寿的一幅画像,成就了昭君出塞、汉匈和亲,让战乱的边疆重归安宁,这样的画家画作,我们又该怎样准确评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