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5新潮”最初的目的不过为了解放思想，在创作观念上摆脱传统及“苏化”的束缚，使美术创作走上一条“自由之路”，但这次美术界的大地震却余震不断，最后波及了整个文化领域，这或许是人们始料不及的。在这次运动中，全盘西化的观念深入人心，传统被当成是彻头彻尾的糟粕，“苏联模式”也被弃之如敝屣。但这种情形发展到后来却违背了初衷，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百花齐放的局面，而是逐渐演变成一种僵化的思维模式，最终导致艺术创作成为一种偏见，即过分追求自由反过来却被自由所束缚。在创作上，艺术家能“入乎其内”，却不能“出乎其外”，多少是缺乏一点智慧和胆识的。

　　事实上，经过冷却之后，人们再谈起“85新潮”更多的是批判与反思，而非仰望和崇拜。对那些将“85新潮”当作自己进入艺术界的“敲门砖”，或是功成名就后的“护身符”的艺术家，人们要重新审视他们的作品，一幅作品“吃”终身不应该成为艺术家炫耀的资本，更不应成为后学模仿的榜样。现在看来，不管是陈丹青、徐冰，还是王广义、方力钧、曾梵志，还有诸多经历这一运动的艺术家，他们的后续影响力似乎更多体现在艺术教育或观念启蒙上，而非创作。坚守成果不易，革新方向尤难!艺术家们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今天，信息更加发达，思想更加包容，是艺术家们真的被“自由”束缚了手脚，抑或思想与人体器官一样逐渐衰微了呢?那岂不怪哉!或许可以解释为：人的内心一旦被名利填满，就不再会轻易改变现状，导致甘愿平庸并继续平庸，而创新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会前“功”尽弃;不管他们的作品曾经如何拍出天价，也改变不了这种事实。可见，“敲门砖”也好，“护身符”也罢，不过是特定时期的一种文化符号，符号有符号的功能，但并不代表使用效果，如同药物过了期也是会失效的。方力钧、曾梵志、岳敏君等，曾经年少轻狂，意气方遒，在艺术的形式和观念方面的确进行了一些革新，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在当时，这些作品的亮点是艺术家极尽讽刺之能事，以一种纯粹且近乎机械的手法表现一个时代的刻板、可笑、纠结与无可奈何。但是，同一个人在画布上换了不同的位置，做出不同的表情……似乎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人的表演，就是自我的不断重复。就形式来看，这些作品更像是漫画、讽刺画。尚且不谈这种艺术创作的形式和观念曾产生怎样的影响，今天，如果艺术家在创作中还在频繁沿袭这种主题和形式，未免缺少新意，自欺欺人。 30 年前他们是“斗士”，而今天他们更像是“卫士”。

　　在这些艺术家中，陈丹青是比较聪明的，但自《西藏组画》之后，他的艺术创作似乎开始萎缩，不管如何变换形式，但在我看来也没能创作出比《西藏组画》更优秀的作品，倒是在文学上多了一些成果，说他文学第一，绘画第二似乎也未尝不可。艺术家要用作品说话，以思想解决问题，“侃大山”还是留给那些热衷炒作的人士吧。“85新潮”已经过去 30 年，按理说，随年龄的增长，经验的积淀，艺术家的创造力应该是越来越旺盛但不张狂，技法应该是越来越成熟但不彰显，思想应该是越来越深刻但不陈腐，情绪应该是越来越丰富但不表现……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看到30年前的创作主题和题材，如今还保留在艺术家的创作目录里，且在艺术形式上有从“现代”摇身一变为“当代”之嫌。

　　“敲门砖”的本质是敲了门就把砖头丢掉，“敲门砖”充其量只是手段，不应该把它当作终极目的。聪明的艺术家应该把“敲门”当作提升自身的一次机遇，继而在艺术的路上不懈努力，进取开拓，以争取更大的成绩。然而，我们的一些艺术家却敲了门后还要用布锦把砖头包好，小心翼翼地供起来，以备所需之时再派用场，俨然把“敲门砖”当成了终身福利，可谓用心良苦。

　　毫无疑问，没有文化作为根基的创造力是难以持久的。“85新潮”是在直接否定传统、全盘西化的思想和观念下发生的，缺少了本土文化作为支撑，使得这次运动就像夏日里的阵风阵雨一般，即便也让人感受到一阵清凉，但毕竟后劲不足，来得快去得也快。这次运动可以看做是艺术家阵线联盟对患有时代病症的中国艺术所进行的一次对抗诊疗，不过这次诊疗似乎用药过猛，以致在祛病的同时也留下了不少后遗症。这些后遗症成为艺术家们在后来的创作生涯中难以摆脱的束缚，同时也深深地影响到了后来的艺术家。（作者杨琼）

来源:中国美术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