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似乎，中国书画家的认知在商品与经济浪潮的剧烈冲击之下，而出现了偏差。许多书画家把自己当作艺术的生产者，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商品，通过过度与豪华的肆意包装与抬高身价，其目的就是将自已的作品销售出去。在这种认知的指引之下，书画“技巧”被奉上神坛，艺术家可以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大批量地“制作”书画，而不是根据自身情感与精神需求“创作”作品，犹如生产者对于生产力的过度追求一样。这也是当代书画很难出“精品”最为核心的原因。这种 “批量制作”与生产观念，严重阻碍了书画艺术的发展，也动摇了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精神与根基。

　　西汉著名文学家扬雄在《法言·问神》中说：“书，心画也。”最早论及中国书法艺术的根本命题——书法同“性灵”的关系，从此奠定了书法创作与品评的基调，也奠定了书法作为“艺术形态”的基础。无论是孙过庭《书谱》“达其情性，形其哀乐”，还是虞世南《笔髓论》所说“心为君，妙用无穷”，都印证了“书宗性灵”对于书法创作的本体意义。“书宗性灵”不仅是中国书法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国画的本真追求。传统绘画讲求“气韵生动”，其生动性从何而来，一方面是自然造化，更为重要的应该是画家的“心象”与“性情”。刘熙载《艺概》中说“笔情墨性，皆以人之性情为本。”传统书画表面上是性情的抒发，实质上是触及画家灵魂的深处，这也是为什么颜真卿的《祭侄稿》令人感动，八大山人的《鱼》令人动容，最为重要的原因。可以说，传统书画是中国文人摆脱世俗社会、追求心灵自由的一种方式。

　　“性灵”另外一个关键之处在于它“此时此地”与“独一无二”的特性。在中国漫长的书画发展史中，任何一件书画经典的产生，都是那么的“不经意”与“不可复制”，都是“独一”的存在，甚至创作时间与空间的微小变化，都可能对经典产生致命影响。就像《兰亭序》的产生，如果离开永和九年那个特殊的时间，离开兰亭那个特殊的地点，离开兰亭雅集那个特殊的气场，都不可能诞生一样。“此时此地”与“独一无二”是“性灵”最基本的特性，也造就了中国书画艺术难以把握的、处于时空交织中的“玄妙之境”，这种难以言说的“性灵”与“玄妙”正是传统书画艺术的魅力所在。

　　然而，这种“性灵”与“玄妙”正在被当下许多书画家所践踏与颠覆，传统书画艺术的“本真性”与“独一性”在批量制作与生产中消失殆尽。当代展览情境下书画艺术的功能变异是最为明显的问题。传统书画指向个人，是个人修为的呈现，是一种情感渲泄与精神修行的成果，具有精神膜拜的价值；当代书画指向社会，注重包装与展示，不是为了展览而作，就是为了市场而生，追求一种展示价值与市场价值。精神膜拜价值一旦让位于展示价值与市场价值，必然导致艺术批量制作的横行。

　　对于这个问题，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早在1936年发表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已明确意识到技术统治的危害──机械复制使艺术沦为现代工业文明中的商品。这种以新型意识形态“技术至上”为核心的艺术观念对于传统书画最致命的冲击在于：不仅使书画沦为一种商品，而且使书画艺术丧失了最为珍贵的“写意品质”与“个性特征”。艺术制作的程序化，审美评判的标准化，书画教学的模式化，个体意识的模糊，导致书画界特别是青年艺术家群体中极为严重的“同质化”现象，千篇一律，出现创作风格与样式的雷同，千人一面，没有自己特色，分不清你和我。

　　当我们在享受工业文明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深刻腐蚀着我们的意识形态。文人画的失落，过度追求技巧、视觉与感官刺激，日益盛行的“制作”化风气，以花样百出与叠乱迷离的外在形式干扰正常的艺术创作等等，表面上看是艺术形态上的问题，实质是工业文明的产物。

　　“制作”与创作，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蕴藏着深刻的艺术命题。“制作”的背后是工艺、技术、机械、复制；“创作”的背后是艺术、心象、生动与独一。要扭转书画界的“制作”格局，首先要转变对于书画传统本身的认知与意识。（作者郑利权）

来源:美术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