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世凯发迹前，曾随张謇学，袁尊张为恩师。初来书必称“夫子大人函丈”。任山东巡抚后，书信称呼为“季直先生阁下”，至官居直隶总督，则称“季直吾兄”。张謇怫愤，回函曰：“‘大人’尊称，不敢；‘先生’之称，不必；‘我兄’之称，不像。”袁接信，且愧且惭，赶紧解释：平日书信由秘书代笔，自己疏忽失察，多有得罪，敬请海涵。从此称张謇为“夫子”如故。

　　关于民本与民权，一百年前梁启超批判几千年统治者对人民的“鞭挞”与“戮辱”说：“其能受阉宦差役之婪索而安之者，必其能受外国之割一省而亦能安之者也……夫安知乎虐政所从入之门，乃即外寇所从入门也？”“欲使吾国之国权与他国之国权平等，必先使吾国中人人固有之权利相平等。”“故夫自尊与不自尊，实天民奴隶之绝大关头也。”“为国民者而不自尊其一人之资格，则断未有能自尊其一国之资格焉者也。”

　　如果从“人”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会有另一种更加丰富的启示。资中筠说，试设想一下处于“六王毕，四海一”的大秦盛世，作为一个具体的中国人，除了秦始皇本人以外，我愿意当什么人呢？是李斯？是工匠、农民？还是“偶诸者弃市”的普通人？我们想到历史，习惯于把全体汉民族当作一体，笼统地看，而且不知不觉地从帝王的角度看，一分解还原到人本的血肉之躯，就是另一种景象。“一将功成万骨枯！”往者已矣！

　　冯友兰先生是从民国走过来的一代文人的代表，他的一生经历了“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和回归自我”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民国，他曾抗命教育部长陈立夫关于大学改革的方案，迫使陈氏收回成命。第二阶段是“文革”中，他完全丧失自尊，甘为助虐。第三段是“文革”后，重新做他的学问。他的人生历程是时代的缩影，很值得思考。

　　林剑丹的夫人既是相亲相爱的伴侣，也可谓是他的良师益友。他说，在一些人生紧要的关头，夫人总是比他更有见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林剑丹事业如日中天，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评审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温州书画院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的老家要建一个“林剑丹艺术馆”。镇长上门征求意见，未等林剑丹开口，坐在一边的林夫人马上接口：“他有何德何能？建什么艺术馆！”不容商量拒绝了。林剑丹说：“还是夫人最了解我。”

　　侠道心肠是艺术家应备的品格。当年张大千与方介堪交往时，每有作画接济方介堪之举。张大千常为朋友百金散尽，时富可敌国，时又穷倾潦倒。方介堪到晚年也还留有张大千的欠条，当然这些欠条已经不是当代催款的凭证，而是作为对老友的怀念。方介堪也是如此，虽清贫，还常借钱接济朋友。温州名宿刘印怀尝为方介堪作一联：“从未百金留二日，不知隔宿有馀粮。”

　　吴组缃在清华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期间，曾选刘文典六朝文学课。在作业中骂六朝文学是娼妓文学。刘文典非常生气，给他不及格。但刘甚爱其才，托口信给他，只要他改变观点，就可过关。当时，吴已结婚生子，全家靠他的奖学金生活。一门课不及格，就意味着拿不到奖学金，全家生活就没着落，也不能继续学业。即便如此，吴组缃也不收回观点，不得不中断学业。

　　赵紫宸是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基督教代表人物。1935年他完成《耶稣传》，这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耶稣传记，是一本典型基督教的书，也是一本中国的书。因为每章的标题均精心辑出与其所述耶稣事迹相对应的中国古籍名言。如第一章辑文天祥“宇宙方来事会长”，棕耶稣时代；第二章辑庄子“而特不得其朕”，述耶稣幼年；第三章辑朱熹“全体大用无不明”，述耶稣大觉悟……第七章辑杜甫“世上万事无不有”，述耶稣的奇能；第八章辑《论语》“循循然善诱人”，述耶稣的教训……第十三章辑张载“乃浑然中处”，述耶稣未赴耶路撒冷途中的人事；第十四章辑李白“焱火起持无钩”，述耶稣挑战耶路撒冷的领袖……第十七章辑李商隐“上帝深宫闭九阍”，述耶稣受难；第十八章辑佛书“如是我闻”，述耶稣受难后的事情。

　　名士习惯于“见大人，则藐之”。叶公超当驻美大使，对朋友说：“见了艾森豪威尔，心理上把他看成是大兵。与肯尼迪晤谈时，心想他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有钱的小开而已。”

　　白谦慎曾在湖州举办书法展，老费说白先生从研究国际对比政治学的学者“堕落”为书法家，是以大取小，字肯定写得好。记得哲学家贺麟说：“学术界常常有一些人，逃避政治，视政治为畏途，视政治为污浊，惟恐政治妨碍了学术的清高。这种态度足使学术无法贡献于政治，政治不能得学术的补益，因而政治愈陷于腐败，学术愈趋于枯寂。这种与政治绝缘的学术，在过去的中国，颇占势力，如乾嘉时代的考证，不过是盛世的点缀，南北朝的玄谈，也不过是末世学人的麻醉剂。无补于治道，也无补于世道。这种学术，表面上好像是超政治自由而独立，应当是‘磨而不潾，涅而不淄’。学术到了这一程度，它就能够影响支配政治社会，不怕政治社会玷污了它的高洁。”不知老费对此议以为然否。（作者陈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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