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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展”的最大贡献是思想上的贡献
我留意到近日媒体采访李劲堃主席的一段话。他说,现在做展览已进入“理论策展、学术策展”的阶段,我觉得,这一提法很敏锐。他前几年主持做了好几个学术展览,产生了全国性影响,因而特别有体会。
这次广东百年大展为什么能够成功,何以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我们似乎还没有超越技术层面来好好反思这个问题。因为我是中国美术馆的,很多省份的美术界同行都熟悉,有人问我,“广东有钱能做这个”。我说,广东是有钱,但这个展览钱用的并不多。花钱多未必有现在这样的大效果。
其次,也不是作品本身的问题。这次广东百年大展没有一件新作品,全是现成的,推出后却产生广泛影响。美术界、文化界和全国的观众由此对广东刮目相看,赞誉广东是美术强省,这样的效果是多少钱买不来的。
没有用多少钱,全是大家早就非常熟悉的旧作品,却搞出一个成功大展,一般人都能看出这次策展确有创意。而“创意”在哪?在于它有厚实的学术依托,最为关键之处,在于学术背后的思想洞见。
出于多年从事学术的职业习惯,从介入筹展活动开始,我便有一个明确想法:这一展览的架构和所有要素,都应指向一个目标——对百年广东美术的再评价。这次大展的要义,在于对近代,尤其百年以来广东美术行程的重新省视、重加解读、重作评价。抽绎出“其命惟新”的主旨,便已赋与百年广东美术以新的含义。沿这一精神主线,便能从已有作品中看出原来未曾发现的价值,旧的人所熟知的东西也能焕发出新的意义。
这是这次筹展最为出彩之处,有思想才会有理论深度。我曾多次提到,百年广东只谈岭南画派是片面的。原因在于,首先这个说法不全面,广东的西画、版画、漫画、美术教育等都很强,有些影响还超过岭南画派。更重要的是,只强调岭南画派,广东的特征便落到地域性里面去了,价值只在于与京、沪等地域的差异性。而问题的关键点在于,百年广东美术的最大价值不在于地域差,而是时间差。由此,我们便突破了以往与别人比地域差异的思维惯性,站到了制高点上。“得风气之先,领时代之新,走变革之路”,广东美术家是站在时代前沿,引领百年中国美术转型变革的,这才是广东美术的最大贡献和历史价值所在,这才是“其命惟新”的确切诠释。
这次大展的最大贡献是思想上的贡献。是否有思想有学术深度,对于策展非常重要。作品虽然全是旧的,人所熟谙的,但通过新的解读新的组合,就能做出一个让人印象很深的展览。这是7月份在北京首展,获得好几位专家“既熟悉,又陌生”评价的原因。
梳整“新岭南文化精神”是文化理论的紧迫课题
广东是西学东渐第一站,是中西交汇窗口,处于新思想新观念的前缘地带,开放、兼容并蓄,“新”是广东近代美术最突出的特征。
广东曾是近代大变革进程的先行者,新时期又成为改革开放排头兵。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长足发展,对广东文化和艺术创作走向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今日广东的优势,一般人关注的似乎是其经济实力。若从社会文明进程的视角考察,更重要的却是它所承担的,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先行者角色。40年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积聚了强大经济实力,也为全国提供了宝贵经验。在传统往现代转捩,在全球化大趋势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粹等重要命题中,广东已有答卷。而这种从近现代大变革沿续而来,“摸石头过河”积聚的经验,更符合历史和中国社会行进逻辑。
这样,改革和开放之于广东,一方面成了最大的时代特征,另一方面则是最根本价值所在。20多年来我一直在北京工作,会有南北比较。现在广东有些很重要的特殊东西,很多人没有留意到,广东人更没觉得了不起。举几个例说,广东人开放兼容,尚新求变,心性平和务实,人际关系较和谐,做生意讲双赢而非损人利己,为人处事重诚信守规则……诸如此类,其实是改革开放40年走到现在,社会文明进步的日渐积淀。做生意诚实守信用是重要商业伦理,平等和谐不争吵是文明社会的行为准则,共赢及互不干涉甚至是国际交往的基本策略,这些却能在广东市井中司空惯见。显然,文化界、社科界能做的空间挺大,若有人对此深入调研,作前后对比、左右对比的研究,一定有意外收获。
山西有晋学,安徽有徽学,贵州有黔学,湖南2012年大声势搞湘学院,好些省都在重续他们的学统。广东粤学鲜见提及,我觉得很可惜。1924年,阮元在越秀山创建学海堂,成为中国最早实行导师制的学府,培养了文廷式、梁启超、胡汉民等大量人才。上世纪30年代已有陈寅恪、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等推崇粤学的议论。不过,广东人似乎知者不多。当今广东,有必要重提“粤学”,重新省察“粤学”价值。文化传统是活的,在连接和传衍中会不断增添新的内容,被赋予新的思想。沿着近代史脉络,我们可把广东改革开放40年来敢为天下先所创造、所积淀的经验,把新时期所呈现的人文内涵和主流文化特征,归结为“新岭南文化精神”。
当代广东社会与经济的进程,已为文化的新发展作好坚实铺垫。目前文化、艺术和众多艺术家亟需接地气的理论阐释。认真归纳、梳理、阐发和推广“新岭南文化精神”,突破广东文化理论瓶颈,是文化界、社科界、学术界及所有艺术家面前的紧迫课题。
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力促文化艺术再创辉煌
这次百年大展,让当今广东人更增加一份文化自信。而成绩已属于过去,在北京和广东的学术研讨会上,广东如何在下一百年再创辉煌,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再者,广东社会和经济发展走在全国的前面,要更多一份责任和担当精神,也理应在文化建设上进一步为全国提供鲜活的、有借鉴价值的经验,
关于工作重点,在另外的场合,我曾谈及强化、深化广东学术研究,再增加培养青年人才力度等看法,这里再提几点建议。
其一,做好顶层设计,文化和艺术决不可交由市场决定。借用“顶层设计”说法,是说主管部门要在深入论证前提下,制订出近、中、远期的文化发展战略目标,作好周详规划,确定实施步骤,保证有符合推进需求的人力物力投入。
其二,让社会公众更多参与文化。这次大展的最大成功之一,是它成了公众致敬经典的文化大餐,创了广东美术馆开馆20年参观人数新纪录。文化建设本就是服务公众的,理应体现社会与时俱进的诉求。通过普及、宣传、交流、互动等环节,让文化艺术与公众走得更近。这样,社会对于文化的认知也会更全面更准确。比如,常有人把艺术市场的拍卖价格当作艺术价值高下的标尺,这次通过大展了解到哪些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艺术,什么才是经典,这便纠正了误读。公众了解艺术的游戏规则,去除了不太准确的认知,反过来会支持好的文化艺术,这是营造良好社会土壤和良好文化生态不可或缺的要素。
其三,鼓励艺术家和文化人积极进取的敬业精神。李铁夫曾说,“美术为革命运动之武器,革命为艺术之推进机,二者不能须臾离。”这是百年来广东美术家的写照。以艺术参与社会变革,推动社会前进,艺术也因此蜕变升华,这是相互生发的互动关系。艺术参与时代变革,与社会与人生连为一体,这是广东百年美术的重要特征,也是其生命力之所在。实际上从没有脱离社会土壤的单纯的艺术。从中到外,从古到今,艺术跟社会跟时代的关系,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类的艺术瑰宝,如希腊艺术,与当时的希腊社会连在一起。西方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他们最经典的作品都与宗教有关。广东这一百年的美术行程再次告诉我们,只有为时代立言,着眼于社会进步前行,成为一个历史时段精神足迹的创作,才能成为美术史的经典。
“广东美术百年大展”获得广泛好评,但这只是下一步工作的新起点。一个以作品为主体的展览,规模再大也无法覆盖全部,更何况有些领域并不是以作品形态呈现的。这样,大展之后便生发出不少新任务,留给我们许多新挑战。
诚如几次研讨会上专家们提醒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从广东写起,中国百年来的书法史需从广东写起。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流史也要从广东写起。前面说到,广东的西画、版画、漫画、美术社团活动等都很突出,有些影响还超过岭南画派,需要分门别类切入作更深研究。还有,最近我对媒体说了几次,广东百年美术教育经验还没有总结出来。现代美术教育存在第三条道路,这与徐悲鸿蒋兆和体系,与潘天寿的道路不一样。从“二居”的写生授徒,“岭南三杰”留学东洋去日本研究所按科学法写生,从黎雄才杨之光在广州美院推行的中国画新教学法,“岭南式”美术教育体系肯定跟央美和中国美院的“双行道”不一样,只是目前还没有梳理清楚。我们需扎实把史实理清,从中把规律性东西归纳出来,上升到理论高度,成了思想资源便能反过来推动创作和实践。(作者 梁江广州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原中国美术馆副馆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