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画派”的地域文化特质

近年来，地域美术史研究成为国内外艺术史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越来越受到关注。特定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审美习惯等因素，造就了丰富多样的美术现象，酝酿出多彩的文化生态。不同区域深厚而独有的文化传统，无疑给地域性绘画注入了有益因子，而地域性画派的产生，则带动了百余年来中国美术的整体蓬勃发展。本期刊发的西安美术学院刘西洁教授《“长安画派”的地域文化特质》，即是西北地域美术研究的个案代表。“长安画派”以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创作思想及精神内核，在20世纪中叶曾为中国画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其特有的个性风格也使“长安画派”成为中国画坛的一支劲旅。在其艺术精神的影响下，陕西中国画的地域性特质依然是今日陕西美术的独特性所在。在全球化的今天，信息传播技术快速发展，艺术形态趋向多元，不但没有消解地域性的价值，反而更加凸显了地域文化无法替代的可贵特性。地域美术的差异与多元，它所揭示的文化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其对民族文化本体的区域性折射，恰恰是当前文化发展态势中值得保有的，也是今天我们依然要关注它的重要原因。

一

在当今全球化的发展格局下，民族、地域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不仅体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智慧，它的独立性和本土性也促成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它的发展不仅关系到民族精神的血脉传承，也关系到国家的兴盛。

地域文化作为一种历史形成的特质文化，它是各地域、民族在长期历史积淀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以及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道德规范、民族艺术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是形成一个地区群体意识和精神风貌的重要因素，也对群体性的文化审美心理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以区域划分的文化形态大致可分为：吴越文化、江淮文化、徽州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岭南文化等等。不同的区域文化又孕育出不同的地域性画派，历史上的扬州画派、金陵画派、海上画派、京津画派、新安画派、岭南画派等也都源于当地文化环境的影响。地域文化所积淀的深厚而独特的文化传统，无疑给地域性绘画注入了有益因子。

20世纪中叶，以赵望云、石鲁、何海霞、康师尧、方济众等为代表的“长安画派”崛起。作为滋生在陕西本土的“绘画群体”，陕西所蕴含的文化资源为“长安画派”以及中国画的发展提供着独特的地域文化优势。同其他地域性画派一样，“长安画派”的画家们在其艺术思想、创作理念、审美取向，甚至艺术语言上都有一定的趋同性。“长安画派”主张“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他们以陕西丰厚的历史人文资源为依托，以陕西独特的地域文化传统和美学精神为积淀，深入研究传统，弘扬民族文化，不断创新和探索，创作出大量具有时代感、地域性强、有鲜明特色的优秀作品，推动了陕西以及中国美术的发展。

二

20世纪的60年代，以石鲁、赵望云为核心的“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国画研究室”成立于西安，成员包括方济众、李梓盛、何海霞、康师尧。1961年秋，他们六人在北京等地组织了一次巡回展，他们的绘画题材涵盖了山水、花鸟、人物，其中以雄强、古朴的山水画以及勤劳、朴实的陕北农民人物画最具特色。作品多描绘西北，特别是陕西地区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他们的作品以其鲜明的地域特色、浓郁的生活气息、强烈的时代精神、雄浑厚重的气势和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感染力，赢得了广大观众和美术界的高度评价”，在中国画坛引起轰动，被人们称作“长安画派”。“长安画派”的产生，受到特殊地理环境与历史渊源的影响。自古以来，西安作为帝王之都，无数历史的辉煌成就于此，无论是仰韶文化时期的半坡彩陶，秦朝时期的秦陵兵马俑，还是隋唐时期的陵墓壁画、石刻石雕，无一不彰显着陕西独特的地域文化优势。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大西北雄浑的自然风貌、浓郁的生活气息，都是“长安画派”创作创新的灵感和源泉。纵观赵望云和石鲁的艺术经历，终其一生，他们的艺术创作都与陕西独特的地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赵望云(1906—1977)，河北省束鹿县人。早年间曾作学徒，后求学于京华艺专与国立艺专，青年时期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确定了从事国画改造的志愿。学艺初期，他十分重视写生，甚至把写生作为创作的方式，以真实的造型，质朴饱满的线条描绘了近代中国农村的风土人情，以及贫苦劳动人民的生活现状和精神面貌。赵望云曾说“我是乡间人，画自己身历其境的景物，在我感到是一种生活上的责任，此后我要以这种神圣的责任，作为终生生命之寄托”。正是对于“写生”的坚持，使他的绘画具有与传统文人画迥然不同的格调。20世纪40年代，赵望云前后三次赴西北写生，西部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和风土人情，以及西部山川雄峻的风貌都给他带来了新素材和灵感，他这一时期创作了《塞外行》、《祁连途中》等作品。同时，他还对敦煌的历代壁画进行了认真的临摹与研究，这也大大丰富了他的笔墨语言，使他的绘画造型更加严谨。1942年，赵望云定居西安，把西安作为他艺术创作和生活的根据地，他致力于表现西北地区的雄强粗犷、深沉厚重的民族精神内涵，把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与对大自然的表现融为一体。正如“长安画派”所倡导的“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赵望云曾多次深入建设工地、田间地头体验生活，他的作品以农村的自然景色、劳作的人民、民俗民风，以及大西北广阔、雄壮、苍茫的自然地理风貌为题材，如他的作品《终南春晓》、《秦岭伐木》、《重林耸翠》等，在表现人物生活的现实环境的基础上包含了对社会的深沉思考，给人以强烈的时代气息和突出的地域文化特质。他以平民化的艺术观，以朴素的写生精神结合传统中国画的艺术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为“长安画派”艺术思想和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长安画派”的另一位开拓者，石鲁(1919—1982)，原名冯亚珩，出生于四川省仁寿县，幼年时家境殷实，曾接受过完整的封建时期的私塾教育，后进入成都“东方美专”，系统地接受了传统中国画与西画训练。20世纪30年代末，年轻的石鲁从抗日宣传中萌生了献身民族斗争的志愿，几经周折从四川到陕西，最终抵达延安，实现了他人生中第一次的重大转折。在延安的十年，石鲁以青年美术革命者的身份，尝试了舞台美术、连环画、版画等多种类的艺术形式，创作了《群英会》、《民主批评会》、《说理》等版画作品。为革命美术普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石鲁随陕甘宁边区文协迁往西安，与赵望云、何海霞、康师尧、方济众、李梓盛成立了“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国画研究室”，后被美术界称为“长安画派”。石鲁、赵望云等人坚持深入生活，学习传统，以饱满的热情致力于表现中国革命及陕西丰富多样的民俗文化和劳动人民的憨厚质朴的精神品质，作品重视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注重表现陕西独特地域文化下的人文特质和大气朴实的情怀，呈现出雄浑厚重、朴质苦涩的艺术特征，特别是对于黄土地的描写尤为精妙。此时，石鲁的艺术从早期延安鲁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期的叙事性写实转变为以神写形的阶段，如他的《转战陕北》、《东渡》等一系列大型历史题材作品，就是这一阶段的创作。他以奇特的构图，饱含金石味的笔墨皴擦，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营造出大气磅礴的艺术效果。他擅长以浓、焦、枯、涩的笔墨形式，恰如其分地描写西北地区长期干旱的自然地理风貌与人物形象，其抒情性与精神内涵远远超越了他早年叙事写实性的艺术表达。在上世纪60年代后半期，石鲁在精神和身体遭受双重打击之下，积劳成疾，被诊断患上了“妄想型精神分裂症”，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治疗。石鲁的晚年，由于社会环境的动荡，给他带来了命运上的巨大变化，人生的巨大落差使得其艺术风格发生了巨变，绘画题材转向以文人喜爱的花鸟和山水为主，创作形式也逐渐转变为狂放、粗野、神秘的风格，具有强烈的批判性特征。回顾石鲁的艺术经历，他各阶段无一不与陕西这片土地的命运紧紧相连，这种区域性的文化特质早已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艺术创作之中。

三

“长安画派”是在陕西这片黄土地上诞生的地域性画派，在陕西特有的自然地理风貌以及人文历史的影响下，“长安画派”以骨高气雄的笔墨、生动的造型、浑厚大气的画风，表现了陕西地域独有的黄土精神与革命情怀。他们“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强调“生活为我出新意，我为生活传精神”，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在创作上紧随时代，关注现实，努力创新，其作品饱含浓厚的生活气息，扎根于黄土地，反映时代，充分表现了陕西大地上厚重朴实、奋发进取的民族精神。几十年来，在“长安画派”艺术精神的影响下，陕西画坛又形成了以刘文西为核心，以西安美术学院为主体的“黄土画派”，涌现了一大批在全国具有较强影响力的艺术家，如刘文西、陈光建、崔振宽、郭全忠、杨晓阳、张立柱、赵振川等。陕西中国画的地域性特征揭示了文化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地域文化是民族文化本体的区域性折射，是重要的文化战略资源，陕西中国画的地域性特质是陕西美术独特性所在。明确地域文化特色与民族文化传统的价值，对于提高陕西美术的创作实践及创作理论水准，对推动陕西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