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美术走到了更应关注现实的路口

　　[广东今谈]

　　社会在进步，普通群众的审美趣味也在进步，这对美术家的创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今纶

　　前些时候，“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在广东美术馆展出，引起较大轰动，也引发了我对广州美术的一些思考，我曾经当过5年的艺术线的记者，对于广州的美术界非常熟悉。

　　近些年来，广州的美术家们在各自的领域努力探索，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另一方面，广州美术界在中国美术界所占的地位与城市排名尚有一定差距。

　　突破必须契合城市本身的气质，同时能够持续获得外界的关注（这种关注应该是正面的，而不是靠哗众取宠得来的）。这样的突破应该着眼于人文关怀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从而赢得更多的公众参与，而不是小圈子里的自娱自乐。就广州而言，关注现实的美术家不是没有，但是数量还是偏少。

　　广州是一座平民化特征明显，相对自由宽容的城市。从中国近代史观之，可以说她是一座不断贡献先进思想、变革观念乃至革命先驱的英雄城市。

　　不过，论文化沉淀与积累，广州不是北京的对手，论对欧美日思想、文化观念、绘画技法的模仿与追随，广州似乎也不是上海的对手。那么广州美术的新定位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广州美术界应该如何寻求超越的勇气与自信？笔者试图以实例来加以说明。

　　2007年是矿难多发的一年，笔者曾建议一位画家为遇难或者侥幸逃出生天的矿工作画，可惜，因为种种原因，这位画家后来并没有为矿工们作画。2007年9月，国内著名杂志《南方人物周刊》在封面刊发了两位矿工的照片，并为此作专题报道。笔者认为，如果有美术家能够及时介入为矿工们作画，必然会引发广泛的关注。

　　这样的作品是不是比某些无病呻吟或者夸张造作的画作更有关注度，更有社会意义？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样的画作是中国矿难史中的一个记号，如果它足够优秀，就会成为既有艺术价值又有史料价值的素材。试问，有多少艺术作品能够在历史上留下记号？

　　正如汤小铭先生那幅《永不休战》的鲁迅画像一样，凡从事鲁迅艺术、文学研究的人都熟悉这幅画，主流媒体、网站凡涉及鲁迅的题材大都选取这幅画作为配图，因为这幅画已经是鲁迅研究史的一部分。广州的美术家们尤其是长期从事现实题材创作的美术家，何不从类似的角度考虑问题？

　　广州美术界如果希望有所精进，思想与观念上有意识贴近现实与大胆突破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这样的例子在广州近现代美术史上并不少见：高剑父先生主张美术应该反映生活，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关山月先生创作的包括《中山难民》在内的一批抗战题材的作品，正是对这一主张的积极呼应。

　　廖冰兄先生非常关心社会时事，上世纪80年代初，目睹企业在用人制度上的种种弊端，他慨叹“只有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解放思想，解放人才，才能让肥鸭退出历史舞台，让苍鹰发挥才能冲天”，他为此创作了《肥鸭闲吟图》，把自己的无奈与焦虑表现得淋漓尽致。

　　撇开传统题材的创作和当代艺术的因素不谈，一些现实题材的绘画创作是笔者的关注与议论焦点。

　　比如美术家在现实题材的创作中经常表现人物、街景等等。在笔者看来，近些年来的新作的确不乏精品力作和佼佼者，但是缺乏堪称经典的作品，少有能给人心灵巨大冲击的美术作品。美则美矣，不免陷于甜俗，像则像矣，却看不出画家思考社会问题的焦点所在，不免让人有些惋惜。

　　社会在进步，普通群众的审美趣味同样在进步，这对美术家的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美术家的作品必须具有更加饱满的人格和更加吸引人的精神张力。否则在网络技术流行的今天，如何去与新潮流分庭抗礼？（作者供职于人工智能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