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与帖是古代书法作品流传的不同形制，各有风格，各有特点。一般说来，碑重气势，帖讲韵味；碑显庄重，帖贵流便；碑求界格方严，帖追意态挥洒；碑以雄健为美，帖以温雅取胜；碑讲刀法，帖重笔意；碑有二次创造之美，帖贵一次挥洒成功；学碑取其结字体势，临帖求得笔情墨趣。古今学书者，有的师碑，有的临帖，倾其心力，皆有所得。所贵者在于碑帖结合，融会贯通。“师碑”还是“师帖”？“师笔”还是“师刀”？这是学书者遇到的首要问题，关系到学书者个人的审美取向，也是历来书法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在“师碑”还是“师帖”这个问题上，启功先生注重临帖——“师笔”，但他并不反对别人写碑——“师刀”。他认为：“碑与帖，譬如茶与酒，同一人也，既可饮茶，亦可饮酒。偏嗜兼能，无损于人之品格，何劳评者为之轩轾乎。”学习书法究竟师碑还是师帖？启功先生认为人各有所爱，就像我们生活中的酒与茶一样，有的人喜欢饮酒，有的人喜欢喝茶，“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有的人既饮酒，又喝茶，这又有何妨呢？

　　启功先生主张“师帖”而不“师碑”，自有他的道理。为了说明他的观点，他对北碑不同形制的代表作品进行了认真分析，指出其优劣得失：“《张猛龙碑》在北朝诸碑中，名为冠冕。龙门诸记，豪气有余，而未免粗犷逼人。邙山诸志，精美不乏，而未免于千篇一律。”这里启先生充分肯定了《张猛龙碑》的艺术价值，认为乃北碑之冠（唐初楷书大家欧阳询就明显受到此碑的影响）。但启先生又同时指出洛阳《龙门二十品》豪气有余而未免粗犷，洛阳墓志虽精美，却千篇一律，缺少变化。

　　在学唐楷还是学魏碑的问题上，启功先生将唐碑和魏碑进行比较后认为：“北朝碑率，镌刻粗略，远逊唐碑，其不能详传毫锋转折之态处，反成其古朴生辣之致，此正北朝书人、石人意料所不及者。《张猛龙碑》于北碑中，较《龙门造像》，自属工放，但视《刁遵》《敬显隽》等，又略见刀痕，惟其于书丹笔迹，有合有离之间，适得熟甜辣味外之味，此所以可望而难追也。”这里启先生说明了唐碑的长处是镌刻精细，能详传笔锋，变化丰富。而北碑却镌刻粗略，过于率意，却有意外的效果，可望而不可追，这是书人和石工未能意料到的结果。

　　启功先生主张“师帖”的观点和他一贯坚持的“师笔”的观点是一致的。先生诗云：“少谈汉魏怕徒劳，简牍摩挲未几遭。岂独甘卑爱唐宋，半生师笔不师刀。”启先生认为学习书法应该多看墨迹，多临墨迹，多“师笔”而少“师刀”，因为墨迹活，能够看到古代书法家的行笔轨迹，容易理解其中的奥妙。关于墨迹和碑志的辩证关系，以及对我们学习书法的功效，启先生说：“运笔要看墨迹，结字要看碑志。不见运笔之结字，无从知其来去呼应之致。结字不严之运笔，则见笔而不见字。去恰当位置之笔，自觉其龙飞凤舞，人见其杂乱无章。”在这里启先生辩证地说明了学习墨迹和碑版、墓志的不同效用，古人的墨迹笔道清楚，层次分明，容易看出用笔的来龙去脉，连带和变化。而碑刻和墓志则不然，它是经过镌刻后，二次加工的作品，加之天长日久的风化，与作者的原创作品已明显不同，最主要的是我们根本无法看清楚笔形、笔意和笔趣的变化。但临习碑志可以学习古人的结字位置，因为任何碑刻墓志再经过镌刻，它也基本保持了原作的风格面貌，结字位置不会有大的变化。

　　这里，我们举出书法教学中要求学生必临的王羲之的《兰亭序》和《圣教序》来说明问题。这两件作品虽然都不是王羲之的原创作品，却都是我们学习王羲之行书最好的碑帖和范本。《兰亭序》是唐代书法家冯承素的临摹之作，《圣教序》则是唐代怀仁和尚的集字所为，前一个是墨迹，后一个是碑刻，而且是集王羲之书法之作。按照启功先生的观点，我们学习王羲之的行书最好应该先从墨迹本《兰亭序》入手，这样容易抓住王体行书用笔和结字的细微之处，如笔画的粗细、方圆、藏露、巧拙、映带等，结字的奇正相生，平中寓险等。而集字石刻本《圣教序》，则不容易看出这些特点，因为石刻本身经过了再次加工和创造，和墨迹相比，缺少原创的笔性和笔趣，仅存大概的形体而已。一般书法家学习王体行书都是先临《兰亭》，后法《圣教》，将墨迹本和石刻本结合起来学习，收效不错。《兰亭序》的笔意墨趣浓厚，学其用笔的长处和细处；《圣教序》的字形较多，结构严谨，学其造型的变化。

　　启功先生看问题是辩证的，十分注重事物正反两方面的特点。不像有的书论家，把魏碑抬到了不适当的地位，认为就好得不得了。这种观点对当代书坛影响极大，使得一些初学者，舍唐楷而学魏碑，以生涩、粗率、狂怪、歪丑为美。在我们的一些书法大赛和展览中，凡是认真写唐楷者，即使写得再好，也与入选和获奖无缘。而一些初涉书坛，临写了几天魏碑墓志的作者却屡屡获奖。还有人提出了“唐楷过时论”的观点。怪不得有人提出要反对“丑书”。看来确实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了。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