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则”的编写，最初是基于联合国关于中国、韩国、日本、越南、蒙古国东亚五国的“纸张保护：东亚纸张保护方法和纸张制造传统”的项目。当时给南京博物院的任务就是编写中国纸质书画文物修复的“导则”，我们在此框架基础上加入了绢本书画文物的修复内容。现在国家非常重视文物工作，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对文物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论述、批示。要“让文物活起来”，首先就要让文物有被利用起来的可能性，保护和修复的工作就是前提。另外一方面，书画装裱修复是一项传统技艺，有着上千年的历史，与其他传统技艺一样，也秉持着师徒之间言传身授的传承模式。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一本真正把修复经验总结、提炼，并上升到理论高度的指导性书籍。南京博物院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就有了书画装裱修复技艺的学习与传承，近几年又加入了高学历的年轻力量，形成了完整的传承体系。无论是人才结构、还是经验积累都具备了总结与凝练的能力。同时，我们还要求科研人才与修复人才相互搭队融合，长期以来就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这在写书的过程中发挥了良好作用。而且，作为国家文物局纸质文物重点科研基地，南博也有这样的责任和担当去做这件事。老师傅的经验，年轻人的知识结构，科研人员与一线修复人员的结合，加上国家重视支持的大背景，“导则”的完成，是天时地利人和相互作用的成果。

　　记者：“导则”是如何协调不同地域、不同技术传统下书画修复各个流派的差异性的呢?这些对各修复单位现有的修复流程是否会产生影响?

　　张金萍：“导则”的确立就是求同存异的过程。整个编写过程，邀请了全国各地区、各博物馆修复领域的专家，举行了十几次专家会议，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才最后达成共识，主要编写的就是国内主流的修复方法。其实在编写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苏裱、北裱、扬裱、沪裱等不同流派在装裱形制、镶料选用、色彩搭配等装裱技艺方面的差异相对大一些，相反，修复技术方面的差异其实不是特别明显。对于修复的差异性，我们也做到了尽量兼顾。比如托画芯这一工艺环节，就列举了几种不同的方法，这都是为了让国内几种主流方法都呈现出来，并供具体操作人员在实施的时候能有所参考、并作出相应选择。

　　导则与各个博物馆现有的修复体系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互补充、互相配合的。各个文博单位目前已形成自己多年来积累的工作经验和修复风格，而“导则”的确立，可以为他们提供可供参考的原则，同时结合案例展示，可以让大家能更清楚理解。

　　记者：如许多传统技艺，书画修复技艺是否存在某些“不外传的秘笈”?对此技艺进行普及的“导则”是否会有所保留?

　　张金萍：确实，在传统的手工技艺的传承当中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是现代的文物保护工作者，我们应该有更宽广的胸怀。文物是世界的，也是全人类的，相应的修复技艺一定要和大家分享交流，才会有新的进步和新的发展。“导则”在编写之初，立足的观点就是开放包容。我认为，同行之间的交流，可以换来更大程度的共享，目的都是为了让文物能够继续更长久地留存下去。

　　记者：书画文物修复有哪些必须遵守的原则和标准?

　　张金萍：这几年来，国家文物局在文物修复、保护方面加大了管理体系的制度建设，特别是标准的建设。早在十年前，国家文物局就特别重视文物保护标准的建立。2008年，南京博物院负责编写了“WW/T 0025-2010馆藏纸质文物保护修复方案编写规范”“WW/T 0026-2010馆藏纸质文物病害分类与图示”“WW/T 0027-2010馆藏纸质文物保护修复档案记录规范”。这些规范和标准的建立，也就明确了文物修复的程序及其管理体系。

　　其实，文物修复是一把双刃剑。在修复的过程中，也会有一定程度的破坏。文物修复需要“度量衡”，我们总结为“四则六性”。“四则”即：最小干预原则、最大信息保留原则、文物修复安全性原则、可再处理原则;“六性”为：经验性、专业性、科学性、规范性、艺术性、创新性。例如：对于是否揭裱的问题?有人为了省事，习惯性揭裱重装，但是揭裱一定会对画芯造成损害，所以我们建议能不揭裱就尽量不揭裱。我们提出“保留原裱”“还旧处理”“重新揭裱”，三种程度的处理方法，也配合了具体的案例供操作者参考，这是文物修复中“最小干预”原则的集中体现。从文物保护的角度看，能不揭尽量不揭，能小修不大修，能用缓和的药不用猛药，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遵守的原则。

　　记者：在国家对文物工作如此重视的大环境下，对文物保护行业未来的发展有哪些期望?

　　张金萍：行业的发展，人才是第一位的，加强人才培养是首要问题。过去，我们中国的书画文物修复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很多修复人员是有美学基础的，艺术专业人员才能进入修复领域，这样对美的欣赏、对美学的理解就会与工匠产生很大的不同，所以这是我们需要补齐的短板。现在很高兴看到有绘画、美学基础的高学历年轻人，通过进一步的学习进入到修复领域。我们要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去学习、锻炼。

　　我们国家的博物馆文物修复行业加起来只有不过2000人，而文物普查的结果，中国可移动文物有1.08亿件(套)，其中有那么多的文物需要修复。现在国家也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文化行业中来，这个方向是好的。但是，社会力量的工作规则等方面还需要相关政策法规的完善来进行规范。我们看到有很多民营公司有相当的参与热情，但是有热情并不代表其有能力做好。他们也希望有专业的行业技术、实践理念的培训。国家也预备出台文物修复师资质的考试，对修复行业进行规范。

　　除了技能的培训，修复保护观念尤为重要。理论指导实践，做修复一定要有敬畏之心。有句话说，“先学三年，通行天下;再学三年，寸步难行”。很多人一开始学修复觉得很简单，但是通过深入学习，对文物价值越来越了解，学习时间越久就越不敢轻易动手，这说明越来越有敬畏之心了。所以，责任心、匠心、职业道德的培养都需要同步加强。这样才能培养出优秀的文保人才。同时，团队文化的建设也很重要，老师傅、年轻人，科研工作人员、一线修复人员，大家在一起工作，要有团队协作的能力。老师傅要毫无保留地传授技艺，年轻人也要学会批判性地继承，并做到研究性修复。不是修复得越多越好，而是要通过修复，在过程中把经验进行提炼总结，对整个行业进行引领，对同行产生帮助。有时候“做的慢，就是做的多”，“做完”和“做好”，只是一字之差，但时间久了就是人生的变化。所以，修复文化、修复认识、修复技能，是共同发展的，缺一不可。

　　此外，我们还和高等科研院校建立了合作，提供了相应的修复实习岗位。我们与南京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科技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等院校在科研方面进行了深入合作，以开发新的修复技术和仪器。修复需要多学科的协作，不同学科的跨界可以从新的角度给出保护思路。

　　虽然，我们是在几乎没有经费的情况下，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完成了“导则”的编写，但实际上，“导则”在国际层面代表了中国的书画文物修复水平，所以还是非常有价值的。接下来，我们也进一步计划在国外发行其他语言版本的“导则”。另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有大量的书画文物需要进行修复保护，期待“导则”也可以带去一些参考和指导。

　　(张金萍，南京博物院文保所所长，研究员)

来源:美术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