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永年：艺术家必须是能工巧匠

    美术界一直呼唤大师，但殊少研究大师的成才之路。其实，古往今来的大师级的画家，有些确实出身工匠。近代的中国画大师齐白石，出身木工;明代浙派领军戴进，出身金银首饰工匠;明代吴四家之一的仇英，出身漆工。至于被视为画圣的吴道子，因为颇有“工匠精神”，同样被苏轼称“犹以画工论”。以上画家的成才之路，统统离不开他们秉持的“工匠精神”，另些出身文人的画家，也由于具备了“工匠精神”，才获得真才实诣，不再是名不副实的空头画家。

　　在观念艺术出现之后，靳尚谊等著名画家指出，架上美术和卷轴画是“手艺活”。在我看来，手艺活的特点，不同于观念艺术之处，在于离不开技能，在于心手相应、得心应手，在于匠心高妙和技巧高超的统一，在于有独创，有独特的“绝活”。艺术家既是一定意义上的思想家，又是靠手艺创造艺术世界的造物者。从前一方面而言，艺术家应该是鲁迅期望的“行路的先觉”，从后一方面而言，艺术家又必须是能工巧匠，技进乎道，实现艺术的目的性和规律性一致。

　　从美术史提供的经验看，工匠精神的意蕴，包括几个方面。首先，“工匠精神”是一种忘我投入的献身精神，是一种不怕吃苦的敬业精神。明代仇英作为一个出色的工笔画家，其作品“精工而有士气”，精致工丽，又有文化内涵，这一切靠的都是全身心的投入。董其昌说：“实父(仇英)作画时，耳不闻鼓吹阗骈之声，如隔壁钗钏戒，其术亦近苦矣!”这种精神也就是唐代美术史家张彦远阐述的“全其神而专其一”的精神。

　　其次，“工匠精神”也是一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为了追求完美，永远不满足已有成就，不断地变法图新。齐白石就是如此。大家都知道他“衰年变法”，创造“红花墨叶”雅俗共赏的花卉画体格，实际上，“衰年变法”之后，他继续在所擅长的题材方面精益求精，变法不止。他曾题画《虾》说：“余之画虾已经数变，初只略似，一变毕真，再变色分深浅，此三变也。”其后，他进一步删减提炼，夸张变形，在《芋虾》上题道：“余画虾已经四变，此第五变也。”终于实现了“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出神入化。

　　再者，“工匠精神”还是一种符合规律的创新精神，也是一种放手大胆而不失精微的精神。所谓匠心和所谓绝技，都是出新与法度的统一、真放与精微的统一。拿百代画工供奉的画圣吴道子来说，苏东坡在《书吴道子画后》一文中就称赞吴“出新意于法度之内，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也就是说，吴道子能在符合法度的要求中画出新意，能在豪放不羁的风格之外体现客观的规律。成功的艺术作品，都是严格训练的产物，只有基础扎实，不断精进，方能笔无妄下，收放自如。

　　“工匠精神”与“写意精神”其实不矛盾。近年的中国美术界提倡“写意精神”，有时会批评某些美术作品太刻意求工了，太致力于制作手段了，太以制作的精致掩盖内容的苍白了。但是注重理想表达和内心抒发的写意精神，可以是工致细腻的工笔形态，也可以是豪放概括的写意形态。二者都需要真情实感的发抒，同样需要细节的认真对待，不管是造型、笔墨，还是布置构图，都是“差之一毫、谬之千里”。因此，苏东坡还在观赏《子由新修汝州龙兴寺吴画壁》之后发表感想说：“始知真放本精微，不比狂花生客慧。”只有通过精微的细节，才能保证大智慧的实现。

    薛永年，1941年生，北京市人，著名美术史学家、美术评论家。现任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书画碑帖组召集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