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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聪 负薪图 纸本设色 41×48厘米 1990
一、中国画的演变
中国画的时代性演变,取渐变方式,而不取“断裂”“突变”的激进方式。在激进主义者看来,艺术须不断翻新,不断以“改朝代”的方式求得“进化”,否定“有常有变”的古训,只要“变”不要“常”,把革新与保守视为优劣甚至善恶之争。这种观念,从20世纪盛行以来,至今不息,对中国画的变革造成了长久的负面影响。
二、中国画的“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广义的文化概念,迄今所见的有关解释,譬如它的内容、范畴、结果、实现方式等,都带有不确定性。中国画是一种经典性的传统艺术,它的“现代性”不能以否弃其传统特质为代价,我们迎接多元文化世界的到来,但庞杂的多元是以现代西方文化为主流的,不能把“现代性”的追求变成对西方化的追求,以西方现当代艺术的标准衡量中国画。
三、中国画的现代类型
我把现代中国画归纳为三大类型:“传统型”、“泛传统型”和“非传统型”。三分法的前提是,承认多元现实,提倡和而不同,对不同类型的中国画采取有区别的态度。传统型是中国画的源头与本色形态,它坚持笔墨方法和传统风格,以“移步不换形”的方式演进:“移步”即演变发展,“不换形”即不改变它的基本特点。泛传统型是中国画的现代变异形态,它广泛借鉴,形式多样,适应现代接受者的需要,一个多世纪以来,已演为当代中国画的主流形态。非传统型是中国画的极端变异形态。它追求新异和观念化,跨越中国画边界,但仍使用水墨材料。三种类型在表达现代人趣味、感觉、思想有不同功能。应当保持它们各自的独立和结构性的平衡。
陈半丁 世界和平 一手造成 纸本设色 42×34.5厘米 1952
四、中国画的语言
中国画使用造型、构图、色彩等绘画共有语言,以及独特的个性语言:笔墨。笔墨与共有语言融为一体,但又相对独立。出色的笔墨渗透着精神,是中国画风格、韵致和格调的主要体现者。清代以来,出现过将笔墨孤立起来的倾向,20世纪以来,又出现过否定笔墨的倾向。不同类型与题材的中国画,对于笔墨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艺术批评应区别对待。笔墨相对恒定的因素是“力感”和“韵味”——勾皴点画形成的“力的样式”和感觉,但其具体的程式、风格与方法,则因人而异。出色的中国画家能把握各种各样的力感,用它们表现对世界的丰富感受。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中国画形成了一整套把握“力感”和“韵味”的方法和标准,如“一波三折”、“力透纸背”、“刚柔得中”“平、留、圆、重”等等。在中国人创造和欣赏笔墨的过程中,又将“力感”“韵味”与中国文化对生命、对道德情操的认知融为一体,使其从单纯的生物性感觉上升到人性的感觉、文化和道德主体的感觉,从而转化为标志着作品精神价值的“格调”。黄宾虹批评明代绘画“枯梗”,清代绘画“柔靡”,批评笔墨的“江湖”气与“市井”气,就是把对笔墨“力感”“韵味”的形态分析上升到了精神价值判断。今人的价值观念与古人有所不同,但一些基本的价值要求是必须坚持和保留的。我们能够抛弃“刚柔并济”,而去一味追求“柔靡”“枯梗”“江湖”“市井”吗?这不只是笔墨的要求,更是人性的要求、审美的要求、中国人文传统的要求。古人把和谐悦耳的声音谓之“韵”,如蔡邕《琴赋》说的“繁弦既抑,雅韵复成”。音乐、文章如此,笔墨也如此,是有生命气息的。传统美学用气韵、情韵、神韵、高韵、远韵形容人与艺术,除了音乐性这一层意思之外,还泛指风度、气度,总之,是指有节律的生命状态、生命活力、生命情致。汉末魏晋时代有品藻人物之风,后来把品评人物的方法与语言用到品评诗文书画上面。“六法”中的“骨法用笔”讲的是笔墨的“力感”,“气韵生动”讲的是“韵味”,都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中国画的接受,向来强调一个“品”字,“品味”、“品鉴”、“品赏”、“品评”、“品藻”等,都包含着评论、鉴识以定其等差的意思。“品评”对象的“力感”与“韵味”,特别是笔墨的“力感”与“韵味”,靠鉴赏者的审美经验、直觉和相关知识,是一个十分微妙的“以灵致灵”的过程。如果说笔墨的“力”偏重说阳刚之美,“韵”就偏重说阴柔之美,用当下的话说,就是既要视觉冲击力,又要丰富性、微妙性;有力量,也耐看。因此,笔墨的“力感”与“韵味”以及它们的恰当关系,在今天也是需要的,并不存在过时的问题。当今的中国画,有一味浮躁、粗暴的,也有一味甜俗、艳俗和柔媚的,完全可以从把握“力感”与“韵味”的角度加以批评和研究,看它们的根源是什么,如何加以改进。总的来说,画家对笔墨“力感”与“韵味”的理解与把握,靠鉴赏力的提高,靠对传统绘画的深入把握与感知。20世纪中国画教育最大的缺憾之一,就是忽视鉴赏力培养。
五、中国画的精神追求
传统中国画因为受政治制度、时代环境和古代隐逸思想的影响,重视描绘自然,多表达无为、平和、超然的生活态度。传统人物画则缺乏对人和社会现象的直接描绘,较少描绘与表现人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宋代以后,人物画日趋衰落,不仅题材单调,画法技巧也相对简单。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物画借鉴写实主义画法,得到很大发展。但在很长时期,局限在只能“正面描写”、只能“创造英雄形象”的框架里,画家缺乏选择题材、表达个人思想感情、创造个性风格的充分自由。人物画家虽空前增多,造型能力也空前提高了,但作品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现实主义蜕化为粉饰主义,人的形象大都被脸谱化。改革开放后,否定了政治工具论,画家获得了描绘与表现的自由,但这并没有必然地把人物画带上一个新的境界,并没有使画家自觉地重视对现实和人的深度刻画,自觉地去挖掘人的丰富性,许多作品陷入空壳化的表现主义和唯美主义。我们还缺乏对人物画创作历史的深入反省,艺术重新市场化以后,画家受到只求感官满足的大众趣味的左右,把聪明才智投到包装、造势、提高知名度和画价的追求上,在物质生活上相互比拼,作品却止于熟练,止于风格化的重复而并不用心用力于艺术素质、修养和质量的提高,如此等等,都是需要“建设中国画”这个大课题认真面对的。总之,中国人物画创作应当直面血肉人生,不回避表现复杂的人世和人性,不回避现代人的焦虑、困惑、矛盾、奋斗,使它变得有歌有哭,有声有色,有优美有崇高,有形式创造有意义追求。为此,就要求艺术家具备独立洞悉人生的思想力,强烈的责任感,独特的视角,创造的激情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作者 郎绍君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