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直以来，中国的文艺批评都不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完整个体，而是依附于政治权力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本质上始终走不出话语—权力—话语的怪圈。追溯起来确有其源。不管是秦的“焚书坑儒”还是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是权力话语的体现。表面上看来是通过思想者之思想(文字)来说话，实际上是“王权”凌驾于话语之上的表现。即便是思想最为解放时的先秦和魏晋时期也不过尔尔。

　　传统的中国社会思想是“经学中心主义”的集中体现，其实质上就是“王权中心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的替代。“经学中心主义”所产生的话语权力亦是“王权中心主义”所赋予权力之后的权力。因此，在这样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下，“王权中心主义”便以权力渗透的方式控制着话语权。

　　孔子曰“不学《诗》，不以言”，“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诸如此类，“经”成为了无所不能的放之四海皆准的行之有效的话语武器。刘勰云：“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文心雕龙·书经》)“经书”都是圣人所写，圣人是人间之神，是无过错的，所以“经”就是绝对的真理。表面上看起来，是文字(话语)在行驶权力，发挥着权力的作用，实质上，“经”对话语的独霸恰好说明了权力被某种意识形态给霸占了，权力的独霸自然就产生了话语的独霸。而这样的话语所产生的权力无疑不过就是权力本身的傀儡。因此，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所行驶的话语权力不过就是权力(王权权力)的辐射品。这样，我们就不难想象，自古以降，不仅权力成为追逐的对象，话语权也成为人人想拥有的一种权力。因为他们知道，掌握了话语权，无疑就掌握了一定的权力。话语在实践过程中潜藏着权力的运作，话语的胜利也就是权力的实现。

　　诚然，直至今天，中国的文艺批评依然还是在这样的圈子中打转，即便是接受了西方文艺批评宏大理论的“洗礼”，也能发出一些个人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所谓自由的进步的声音来，但实质上却没有改变多少。本质上，文艺批评的话语还是在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下，话语权始终掌握在权力者手中，唯权威、唯专家、唯职称、唯文凭的话语模式正是权力对话语权独霸的体现(文艺批评的话语权难道不正是被大学、官方的各种协会、政府研究机构所控制吗?)，一切企图进入其中的异己的声音最后要不是被同化，就是遍体鳞伤被踢出来。不是吗?今天很少有“成功”的有独立话语权的批评家不是被社会意识形态所认可而后获得的?尽管在骨子里他们可能有着些许反叛精神，但为了自己的话语权还是希望能保持现状的。

　　曹丕曾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章就是文章，其不过就是个人内心深处某种愿望的表达罢了，何以成了和政治同桌吃饭、同台演出的兄弟了?艺术亦然，由文艺作品延伸出来的批评亦然。可是今天，我们还有多少人在希望借着意识形态的权力做着“经国”“不朽”的话语之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