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玉：道不同则不论“底线”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当下的艺术作品与艺术家得到前所未有的青睐，其他领域的如文人作家、演艺明星等也会来分一杯羹。比如，前段时间一位名为×村的作家举办画展，邀请多位艺术批评家与文化名人参与，然而其并不十分高明的绘画作品却被捧为“惊世骇俗”，并被赞为“运用的渴笔焦墨手法，或许对应了×村在现实之中体验到的焦虑和愤怒”。像这类现象屡见不鲜，还有某些非专业人士放言无人出其右，而一些专业的艺术家、艺评家也乐乎为之站台，艺术圈似乎已成了没有底线的场所。在此，本期时评特以“艺术的底线何在?”为主题，邀请各位学者、批评家共同探讨。

　　道不同则不论“底线”

　　□王建玉

　　近日，诸位行家里手欲论辩“艺术的底线”，尤其要问“底线何在?”看来，发此之问者必定有其确定之“艺术的底线”，且知道它在哪里?实际上，此问题之焦点在于有多位当下知名批评家为某位并不知名的画家站台，发表了一些引起观者们不适的判断，而这些判断，被认为是越过了艺术价值判断之“底线”，将“不够格”的艺术作品论断为“惊世”之作，“骇俗”之作。

　　一位艺术家的作品要“惊世”，实在不易，能“惊世”者，必定触动了人们惯常天经地义的观念而带来了新境界。“骇俗”则较容易;人们一般喜欢猎奇，只要不同于惯常所见所闻，往往可以“骇俗”，但骇俗也可能与骇人听闻沾边。骇人听闻是令人害怕的事情。

　　在我看来此问题的提出方式既能吸引眼球、令人萌生兴趣，同时，此问题所问的对象与主题又太过抽象与复杂。人们离开艺术家、艺术作品就不易谈论“抽象”的艺术，就算有艺术家、有作品可以作为对象，讨论它们所表征的艺术之意义同样是不容易的。因此，此问题实际上是在问，作为“艺术家”的个人，其“底线何在”?人的行为在一般的社会中而不是在极端情境中，必然是有底线的，并且，一般而言，个人的言行往往要高于所谓的所对应的事情之“底线”，这样才能使人出现得更人化、更文明点、更高级些。

　　“艺术”，若具体化，它充其量是一个限定性的“描述词”，即罗素所言的“摹状词”。若没有语境与限定，关于它的论断即是无意义的废话。我更倾向于认为“艺术”不仅仅是个“描述词”，而是一个集合，一个函数形式，这样，既有艺术作为本身的空集属性或本体属性，也有艺术作为一个相邻创造现象并置或互文的集合形态，以及成为一个与创作者、作品、时代因素等自变量与变量都完整的函数关系，并将艺术确定化。

　　“底线”多指一种关于某种事情成其自身的最低要求。若低于“底线”，一件事情就会走形。论艺术的“底线”问题，则至少包含两方面的事情。一个是艺术自身即其“底线”。另一个是艺术的参与者们应当有一些“底线”，此“底线”复杂些，变化多些，其中一些是公共价值层面的要求，另一些则是个人志趣方面的诉求。公共价值的方面可以公开讨论，但个人旨趣的问题，只要不影响到公共价值或危及他人，则不宜公开讨论。

　　第一个“底线”问题，即艺术自身是其“底线”。

　　这是以艺术史为参照的方式出现，与具体的时空及文化环境存在着与之相对的标准及要素。且不以抽象的艺术本身来说明，试以诸如“印象派”、“立体主义”、董其昌推崇的“南宗”山水、“四王”的山水、“四僧”的水墨画以及“文革美术”这些词汇为例，一般而言，先搁置道德与价值判断，人们是可以看到它们各自的具体之“底线”的。或者譬如，古代的水墨画诉求的是清微淡远的平和境界，以特定的要素达到此境界是其“底线”。当代的水墨画受当代社会及文化的影响，其观念在于矛盾、冲突、张力、刺激等不稳定或不平和的状态，如果人们拿古代的水墨画旨趣来丈量当代的水墨艺术，则“底线”是错位的。若拿一把尺子去量所有的事情，则必然导致矛盾，引来不平。

　　第二个问题，即艺术的参与者们的“底线”问题。

　　首先，参与者是人，每个独立的、理智健全的个体人，那么，他必然历史地、约定地、公共地须遵循作为社会之人的“底线”，这些“底线”有属于公共生活、公共道德、法律层面的规范，也有每个时代一定的特点，但至少有一些基本的要求，比如不能危害到他人或公共生活，不能行骗，不能侵犯他人，不能损人利己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底线”，人们一般都应知行合一。对公正、公平、和平与快乐的诉求都应得以尊重和保护。但除此之外，艺术参与者的个性，尤其是那些属于人文价值层面的差异化旨趣，人们不应当彼此规定对方，社会舆论也不应当规约这些个性化的特质。

　　其次，“方以类聚，物以群分”，“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是常情常理，不过，事分两面，言须兼听。当今，艺术的参与者，大多可谓有文化之人，对他们而言锦羽何其重要。古代名士也最爱惜其声名。嵇叔夜旷迈不群，高亮任性，“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行”，坦荡潇洒，为“竹林七贤”之最为高标者，即便是醉酒了，也不显露俗丑态，而“巍峨若玉山之将崩”。叔夜虽好老庄逍遥之游，却心系古贤圣王崇天道、君臣重大义，不屑于流俗之见，尤推管蔡伸张正义之举。司马昭之心人之大欲也，山巨源为其物色贤能，且于官场能游刃有余，立功立名，亦人之大能者，可谓儒行之高手。王濬冲说人们虽然钦贵巨源如璞玉浑金，却不知能做什么。巨源宿知叔夜大志，实心举荐，说服司马氏，以任选曹郎之职。而叔夜得知后，大为恼怒，一气而为《与山巨源绝交书》，毕示道之不同，不与合流之志。而此“道”，即为司马氏当班，为叔夜所不耻。王濬冲曾言与叔夜相处二十年，未曾见其喜愠盛于形色，却因此“道”之不同而大怒坏形，实在未曾有过。此可谓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注释。而与此同时，竹林七贤虽性情殊异，却都嗜酒如命，能以酒会友，却又是方以类聚的范例。巨源并未因举荐之诚心被误会而与叔夜交恶，叔夜并不因被巨源荐于其所鄙视的司马氏而影响他们竹林吃酒清谈集会之雅事。此不可不谓事分两面看，言须兼听明也。

　　鸿门宴时，范增一心欲刺杀沛公刘季，奈何内有项伯，外有张良、樊哙，以言行麻痹楚霸王项藉，而让沛公溜走。亚父范增激怒，怼楚霸王说“唉，竖子不足与谋”。从此楚汉之争，剧情反转了。此不足与“谋”，并非“道不同”，而是“术”之不同，此亦可谓事宜当看两面也。唐玄宗喜欢声色、精通音乐，但因生性英俊豪迈，特别不喜欢古琴，有一次听“正弄”琴曲未半，即叱令弹琴者滚出去，并速令宦官召美女们鼓舞羯鼓以解适才琴曲之秽。但唐玄宗并未因曲废琴，后世推崇的雷家古琴，却又与唐明皇有关，他曾诏斫琴名手雷俨为翰林待诏以制琴。另外，古语有言，“上行下效，淫俗将成”，“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现在，人们热衷追名逐利，乐行厚黑之学，喜好吹捧激进，善于大言不惭，从而甚嚣尘上，这些现象，无非时流风尚使然也。

　　所以，那些知名批评家站台之言的“底线”问题的论点，在于推介之辞是否实事求是。现实点说，只要不是说的骗鬼之言、握着孔方兄的溢美之词，任何人都不应该指责他们的观点和判断。

　　当不同艺术的价值之间不能比较时，对每一种不同的艺术价值的判断，都应当是被得到尊重的。不能说甲看着丙的艺术作品价值连城，乙却认为丙的艺术作品一文不值，从而乙指责说甲在吹捧，甲指责乙有眼无珠。若不随便将古今中外著名人物拎在同一标准下排名次、论高低，而名副其实地阐释与讨论某人作品价值的大小、重要与否，都应当是合理的。而将某个人放在古今名人谱上排序或者吹捧，只能显示吹捧者的无知与流俗，这是没多少意义的。或可言“艺术的底线”问题的论点在于站台者将雇主确认为“此君天下第一，尔等只有学习的份儿”等等大言不惭的妄自菲薄之语，引起众观者的不适与反感。若如此，就不要奢谈名士爱护清名之举，勿崇“道不同不相与谋”之论，则仅是“竖子”之流的厚黑之颜了。（作者 王建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