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当代绘画的多元格局中，抽象绘画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长期扮演着“他者”的角色。文革时期如此，新潮时期如此，即使在今天多元化发展的当代艺术情景中也同样如此。抽象绘画所遭受的责难是多方面的：官方艺术不能接受它，是因为它与主题先行和歌颂主流意识形态的艺术是相对的;学院艺术不能完全地接纳它，是因为抽象绘画的存在实际上起到了质疑、反叛以从造型、结构、具像写实、情节叙事为核心的整个学院绘画模式的合法性;新潮时期的现代主义不能完全地接纳它，是因为中国传统绘画一直就没有产生抽象艺术的土壤，抽象油画只是对西方抽象艺术的借鉴，只是步西方的后尘，并不具有语言和绘画观念的原创性;当代中国主流的“图像式”绘画排斥抽象，是艺术家普遍认为抽象绘画总是在抽象的图式中耗掉了艺术家的创作热情，却对当代文化的建设和中国的现实生活无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于是，抽象艺术一直是在边缘的状态中行进。

　　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抽象绘画的发展一直都有着一个西方抽象艺术的参照系。内因在于，197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美术界开始从“文革美术”的窠臼中走出来，摆脱艺术服务于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功能，逐渐恢复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和重建艺术独立的本体价值。外因在于，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实施了“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战略，伴随着“解放思想”而来的经济改革，必然面临在文化、艺术领域向西方学习。正是在这个语境下，抽象绘画在中国的产生至少具有了双重的意义：一是可以恢复艺术家的创作自由，重塑艺术的本体价值。另一个是，由于西方抽象艺术自身所具有的精英主义、个人主义和文化反叛精神，因此，抽象绘画在中国的出现从一开始也具有了反叛专制、渴望解放、呼唤自由的文化启蒙色彩。

　　尽管中国的抽象绘画有着西方抽象艺术的参照系，但由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语境的不同，中国的抽象绘画从其产生之初就具有自身的艺术史价值和独特的文化现实意义。

　　80年代初的抽象绘画很容易便具有了一种新的精神价值——前卫的反叛性。换言之，艺术家选择抽象绘画，实际上也意味着选择了“反叛”。因为，抽象艺术对传统绘画模式的背叛，对官方主流审美趣味的拒绝，使抽象艺术增添了一种精神的附加值——反主流的边缘身份，也正是这种边缘性的身份增加了抽象艺术的前卫特征。对于这一时期的抽象绘画，美术批评家易英的观点是，“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抽象艺术都不是一个艺术问题，在80年代的中国抽象艺术首先是作为意识形态而产生的。抽象艺术本身是否纯粹，抽象艺术的构成与表现，抽象艺术的教育与实践等等都不重要。”

　　当然，抽象艺术所体现出来的对文化现代性的追求仅仅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整个文化启蒙运动的一个分支。随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发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和经济改革，最终，90年代以来的抽象绘画因当时文化情景的转变而呈现出新的面貌。

　　80年代末年代中央美院四画室走出了当代抽象油画很有代表性的一代，他们以张方白、韩中人等为领军人物的新一代抽象油画家为当代油画艺术注入了新的元素，同时四画室在开篇元老闻立鹏、葛鹏仁老师的努力下，不断为中国油画艺术领域里创造出更多的富有创造力的抽象艺术家。大约在2000年前后，中国的抽象绘画开始形成了多元化的格局。2003年，美术批评家高名潞策划了“极多主义”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美术界进入寻求现代主义和文化现代性建设的高峰阶段，史称“新潮美术”。此时，架上绘画的多个领域，油画、水墨、综合绘画都出现了大量的抽象性绘画，而且在语言上已进入了多元化的发展阶段，除了有西方以蒙德里安、马列维奇等为代表的“结构抽象”，以康定斯基、波洛克为代表的“表现性抽象”外，中国的抽象绘画还广泛地吸纳了“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的语言特征，真正实现了抽象与表现的大融合。其中具有代表的艺术家有丁乙、余有涵、谷文达、李山、王川、孟禄丁、周春芽、任戬、舒群等。

　　在当代文化的情景中，抽象绘画的存在意义已经发生了大的改变。它既不同与80年代初的形式反叛，也不同与“新潮美术”对文化现代性的追求，更与90年代全球化背景下寻求本土化的表达没有直接联系，相反，在当代多元文化主义的追求中，抽象艺术的核心价值更多的在于一种个人化的表达，以及这种表达对艺术自主性、个体性、独立性的捍卫。由此，抽象艺术以其多样的发展形态，如表现性抽象、形式抽象、结构抽象等，以多元化的文化追求，如对个体自由的捍卫、对文化现代性的追求、对全球文化和本土意识的反思等，都共同与中国的当代文化发生了直接的互动，其形态价值和自身的文化意义都应得以澄明和肯定。

来源:雅昌艺术网责任编辑:简宁